成熟阶段（1937～1949）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出现了“中国自有戏剧以来没有对国家民族起过这样伟大的显著作用”的局面。“七·七”事变发生，上海戏剧界立即组成中国剧作者协会，推举尤兢(于伶)、夏衍、洪深、陈白尘、宋之的、阿英等16人创作《保卫芦沟桥》，于8月7日正式公演，获得空前强烈的反响，以此揭开了抗战戏剧之序幕。“八·一三”上海战事紧张，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集中骨干力量组织13个救亡演剧队，由沪杭宁沿线奔往前方、敌后，宣传动员民众，配合武装斗争。1937年底，在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明确宣告：要让戏剧“走向血肉相搏的民族战场”，并从而使“戏剧艺术获得新的生命”。
    1941至1942年，在重庆等地掀起上演借古证今的历史剧高潮。1944年 2月，由田汉、欧阳予倩等于桂林举行了盛况空前的“西南第一次戏剧展览会”。阿英、于伶等参与的上海“孤岛”戏剧运动是抗战剧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抗战做出了贡献。这时期出现的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戏剧运动，成为中国戏剧文学发展史上新的一页。
    随着戏剧运动的发展，话剧创作亦进入生命力旺盛的时期。抗战之初的集体创作《保卫芦沟桥》虽较粗糙，但及时配合了全民抗战的政治形势。直至武汉沦陷前，戏剧工作者与人民同处激奋的情绪中，加以话剧开始深入前线、后方、乡村、集镇，因而此时剧作多为就地取材、集体编写的小型独幕剧。据统计，抗战第一年创作和演出的剧本达160余种。其中，最著名的是由陈鲤庭、崔嵬在抗战前夕改编的《放下你的鞭子》，通过东北沦亡流落关内卖唱的父女，控诉日寇侵略暴行，激发民众抗战热情。当时全国各地纷纷演出，对抗战宣传起了很大作用。
    在抗战深入过程中，戏剧家对现实认识日渐加深，剧作思想、艺术水平也不断提高，优秀之作大量涌现，在广阔画面上从多种角度反映抗战的现实生活。曹禺的《蜕变》以雄厚的笔力剖示旧政权的渣滓，在对新的抗战官员描写中流露了过多的理想和喜悦。夏衍的《心防》、《水乡吟》、《法西斯细菌》和《芳草天涯》，从各个侧面描绘了民族抗战中人们的精神面貌，揭露敌人的暴行和塑造积极的知识分了形象融汇于剧中；善于在日常生活中撷取充满时代气息的戏剧冲突，显示了作者艺术创造力的更加成熟。于伶的《夜上海》、《长夜行》，或写逃难的艰辛，或写文化人与敌伪的搏斗，于犀利泼辣的文笔和精致新颖的结构中传达了抗日救国的主题。这时活跃在国统区的作家还有很多作品写出了这一主题的各种变奏，又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丁西林的《三块钱国币》，袁俊的《万世师表》，沈浮的《小人物狂想曲》，老舍的《残雾》、《面子问题》等，或落笔幽默，或情节曲折，或穿插风趣，或对话机智，均成为当时人们所熟知的作品。
    无论30年代已著名的剧作家，还是抗战时期出现的新人，他们为社会和人生的复杂矛盾所推动，对种种社会现实问题进行深沉的思索。新生和腐朽，善良和罪恶，美和丑，交织在作家笔下的人物及其矛盾的描绘中，使这些剧本对社会黑暗的鞭挞和对个人命运的探求，有了富于启示意义的深度与广度。曹禺的《北京人》“如契诃夫般追求生命的真髓”（刘西渭《〈清明前后〉──茅盾先生作》），以深沉动人的艺术风格，在沉闷窒息的气氛中展现了封建大家庭曾府内部矛盾及其最后的崩溃，暗示了旧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剧作以完整的戏剧结构，真实的人物形象、深刻的舞台对话，以及葱茏的气氛情境、浓郁的地方色彩，表现了作家更加熟稔的艺术创造。他根据巴金原著改编的《家》，艺术构思有新的开拓，使得控诉封建婚姻制度的思想立意，表现得含蓄深隽而又充满诗意的气氛。青年剧作家吴祖光1937年以其处女作《凤凰城》显露创作才华。他1942年发表的代表剧作《风雪夜归人》，通过京剧名旦与豪门爱妾的恋爱悲剧，展示了作者渴求的“人应当把自己当人”的人生理想。全剧情节紧凑，叙述手法简洁，人物形象质朴真挚，地方色彩鲜明浓烈，突出地表现了吴祖光的艺术风格特色。同样思索现实和人生哲理的李健吾则以轻松喜剧见长。他的《这不过是春天》、《黄花》等，对话俏皮流利，情节富有戏剧性，具有较浓的民族色彩与地方风味。
    这一时期不少戏剧家经历了由抗战初期的过分乐观到抗战深入之后的失望与愤懑。对丑恶与黑暗的憎恨使作家在寻找新的表现方法，探索戏剧为现实服务的新路。讽刺喜剧创作潮流的产生和大规模历史剧运动的勃起，就是中国话剧与现实生活撞击之后的必然历史现象。丁西林、李健吾已显露了这方面的才能和特色。新起的剧作家陈白尘和宋之的以他们的力作获得了艺术探求的丰收。陈白尘这时期写有十多部多幕剧及独幕剧。他的著名剧作有《乱世男女》、《结婚进行曲》、《岁寒图》等。影响最著的讽刺剧《升官图》描绘了两个强盗为避追捕潜入荒宅，在阴沉昏暗气氛中所作的升官美梦。剧本在荒诞中见真实，于夸张中露本相，使观众在笑声中由沉思而进入愤怒。它以独特的艺术力量，在当时起了很大战斗作用。宋之的于40年代初先后发表了五幕话剧《鞭》（《雾重庆》）和《祖国在呼唤》，寓揭露讽刺于人物性格面貌的描写中。他在抗战后发表的讽刺剧作《群猴》，通过竞选“国大代表”的各种丑态，揭露官场黑暗，泼辣尖锐，在喜剧艺术上取得一定成就。
    抗战爆发前后，夏衍发表了《赛金花》和《自由魂》（又名《秋瑾传》），陈白尘发表了大型历史剧《太平天国》，阿英以魏如晦的笔名发表了《碧血花》（一名《明末遗恨》）等多部历史剧，都以历史的精神与教训来印证现实斗争，鞭挞腐朽与黑暗的现实，呼唤团结赴敌的民族意识。在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出现了以借古讽今为特征的历史剧创作高潮。众多的作家采用这种形式，是在现实黑暗与限制言论自由情况下进行曲折斗争的产物；同时也为这种话剧艺术形式带来了丰收的硕果。“五四”以来产生的历史剧的潮流到这时达到了成熟的高峰，郭沫若是这一创作高潮最为杰出的代表。他这时期创作的 6部史剧中以《屈原》最为著名。它从现实政治斗争出发，以代表爱国路线的屈原与代表卖国路线的南后之间的斗争为主线，构成戏剧冲突，表现了为祖国不畏暴虐、坚持斗争的主题。此剧在重庆演出，反响极为强烈，发挥了极显著的政治作用。郭氏史剧构思大胆，结构奇特，诗意浓厚，感情炽烈，个性鲜明，色彩斑斓，形成了独特的浪漫主义风格。此外，如阳翰笙的代表作《天国春秋》，欧阳予倩的大型历史剧《忠王李秀成》，都能在太平天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选择一个侧面，挖掘具有现实针对性的主题。后者还采用了戏曲及电影手法，以补充话剧受到的时空限制所带来的不足，增强了艺术表现力。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加紧镇压，斗争紧张，剧作较少。较重要的有田汉的《丽人行》、茅盾的《清明前后》、于伶等的《清流万里》、瞿白音的《南下列车》等。《清明前后》是茅盾唯一剧作。作家抓住抗战胜利前夕轰动重庆的“黄金案”这一题材，深沉地表现了作者对黑暗现实的诅咒，是当时一部力作，被称为“《子夜》的续篇”。
    革命根据地的戏剧所取得的成绩为中国戏剧发展带来了新的气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出现了新秧歌剧运动和新歌剧创作的勃兴。先后产生了新歌剧的典范作品《白毛女》，话剧《把眼光放远点》、《同志，你走错了路》、《反“翻把”斗争》等优秀剧作。这些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广泛深刻的变革，“已经逐渐创造出来新的风格，形成了新中国新戏剧的雏形”(张庚：《解放区的戏剧》)。在民族抗战和获取人民民主的斗争中产生的英雄人物，普通人民群众在改造历史的斗争中同时也改造自己的艰苦历程，涌进了戏剧表现的中心。许多作品努力吸收民族的、特别是民间文艺的优秀传统，注意学习传统戏曲的艺术方法，运用经过加工洗炼的朴素自然、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刻画人物性格，对于新歌剧和话剧的民族化、群众化作了新的探索。
    中国现代话剧运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培养出一支坚强有力的戏剧队伍，始终积极地发挥戏剧艺术功能，在各个时期配合了人民革命事业的需要，同时，在成长、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艺术、技术上的提高，因而为新中国的话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综观30余年的中国现代戏剧──话剧的发展历程，尽管不同历史时期和阶段都有各自的特色，但紧密反映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矛盾，努力表达人民的心声和愿望，从历史潮流中去摄取不同的典型人物及其思想情绪，并在移植的基础上，勇于创新，力求做到这一外来的戏剧品种和形式日益民族化、大众化，使之成为中国人民能够接受和喜闻乐见的一门文学艺术形式，这正是自“五四”时期迄今的中国戏剧家共同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