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戏剧40余年的发展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是中国当代戏剧发展的第一个历史时期。1958年至1976年是中国当代戏剧发展的第二个历史时期。1977年后中国当代戏剧进入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时期。
    戏曲、话剧和歌剧是中国当代戏剧的三大主要剧体，但话剧却是“三军”中的主力。由于话剧反映生活的现实性、迅捷性和尖锐性，使它在为无产阶级政治的服务中成为最为得力的工具，所以当代话剧随政治的波动而升沉起伏，50年来走道了一条艰难曲折而又荣辱交互的道路。

    1949年——1957年的话剧：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话剧舞台上，多幕剧在新生活的推动下，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作品。如：刘沧浪等的《红旗歌》、胡可的《战斗里成长》、老舍的《方珍珠》、《龙须沟》、杜印的《在新事物面前》、傅铎的《冲破黎明前的黑暗》、魏连珍的《不是蝉》、天津码头工人集体创作的《六号门》、沈西蒙的《杨根思》、陈其通的《万水千山》、胡可的《战线南移》、黄悌的《钢铁运输兵》、李庆升的《四十年的愿望》、安波的《春风收到诺敏河》、曹禺的《明朗的天》、夏衍的《考验》，以及《瓦斯问题》、《不能走那条路》、《在激流中》、《前夜》、《在康布尔草原上》、《如兄如弟》、《西望长安》、《马兰花》、《友情》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独幕剧和多幕剧在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中，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各族人民在新社会里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喜悦与自豪，以及由此而生发出来的主人翁责任感和崭新的精神风貌。许多剧作还塑造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和新人形象，显示了那个特有的新旧交替时代的时代精神和由现代戏剧向当代戏剧转变的思想与内容方面的时代特征。
    新中国成立初期话剧的创作和演出，显示了当代话剧的一个良好的开端。可惜由于当时接连不断出现的文艺批判运动，给当代话剧的发展造成了无形的阻力，特别是对话剧直接配合政治、运动和政策的要求，更使话剧无可奈何地陷入公式化、概念化的泥坑，致使这个时期的话剧——尤其是多幕剧虽然数量不少，但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属于上乘的佳作并不多，精品更是微乎其微。这种情况到1956年的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大会到达了顶峰。这次会演有来自全国的43个剧团参加、演出剧目51个，集中地展示了1949年10月以来话剧创作和演出的成绩，但是也集中暴露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话剧存在的公式化、概念化问题的严重程度，所以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大会是当代话剧创作和演出的一次盛会，但并不是当代话剧创作的一次高潮。
    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之后，中国作协举行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大张旗鼓宣传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不良倾向，并将公式化、概念化作为“违背现实主义的逆流”加以抨击，这才使话剧界对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有了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更给文艺界送来了宽松的民主的空气．从而使反公式化、概念化成为一种真正的可能。从1956年春天开始出现的“第四种剧本”便是这场反对公式化、概念化运动，特别是“双百方针”在文艺界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的直接成果。“第四种剧本”的代表作，主要有《同甘共苦》(岳野)、《布谷鸟又叫了》(杨履方)、《洞箫横吹》(海默)、《还乡记》(赵寻)等。“第四种剧本”的成就表现在：
    一、勇敢地突破“人性”、“人道主义”的禁区，大胆描写人的道德、情操和爱情生活，深入剖析人的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塑造出一批真实典型的人物形象；二、勇敢地突破只准“歌颂”不准“暴露”的禁区，大胆地干预生活，尖锐地揭露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严重矛盾和冲突。这是“第四种剧本”的两个显著特征，也是当代话剧第一次高潮的两个重要成就。但这个时期话剧辉煌的潮头是老舍《茶馆》的出现。《茶馆》不仅在三个旧时代的否定中表现了“只有社会a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重大主题，而且以独特而又精巧的戏剧结构，“小说式”的人物刻画，鲜明而突出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表现出巨大的艺术价值，成为中国话剧艺术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当代话剧的第一次高潮体现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话剧自身发展的需要。它不仅为克服话剧的公式化、概念化作出了榜样，也对当代话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可惜的是，随之而来的“反右”斗争，使刚刚步出公式化、概念化的话剧又突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和震动。著名剧作家吴祖光成了话剧界“向党猖狂进攻的急先锋”，话剧界许多知名人士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当代话剧的第一次高潮如昙花一现。这场斗争对当代话剧的负面影响是极其巨大而深远的，它使当代话剧直到20年后在“三中全会”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才摆脱掉“心有余悸”的沉重阴影，重新开始话剧艺术的探索。

老舍话剧《茶馆》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