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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小说发展概述（1949——90年代）

    中国当代小说伴随中国当代社会的变化而律动，大体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前期十七年(1949——1966)、“文革”十年(1966——1976)和新时期(1976——1990 )、90年代四个历史时期。
    十七年小说
    
    50年代、60年代的小说，以革命现实主义为主潮。其曲折发展的过程．显示了50年代、60年代的文学轨迹，为以后总结小说乃至整个文学创作的规律，提供了经验教训。50年代、60年代的小说在历史和现实两类题材方面，有一些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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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
    在历史题材方面，本时期小说以反映民主革命为主，描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各个历史阶段。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和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是四部反映解放战争的长篇小说。
    本时期许多作家以抗日战争和20年代、30年代的革命斗争作为长篇小说的题材，使民主革命时期的斗争生活得到充分的反映。孙犁的《风云初记》用抒情笔调，再现了滹沱河畔的抗日风云。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冯德英的《苦莱花》、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分别反映鲁南、冀中、胶东、保定等地区复杂的敌后斗争，情节曲历，寓有传奇色彩。
    作为民主革命题材的延伸，建国之初，杨朔的长篇《三千里江山》，陆柱国的长篇《上甘岭》，以及路翎的短篇《洼地上的“战役”》，及时地描写了抗美援朝战争，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本时期，近代历史题材方面，出现了李六如的长篇《六十年的变迁》。古代历史题材方面，出现了徐懋庸的《鸡肋》、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等短篇。而较有影响的，则是姚雪垠反映明末农民起义的长篇《李自成》（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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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波的《山乡巨变》
    与历史题材相辉映，现实生活成为本时期小说创作的另一个突出的题材。而在现实题材中，又以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最多。从土改到农业合作化，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到党对农村政策的调整，50年代、60年代农村所进行的一系列变革，都在这些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以短篇开端，马烽的《一架弹花机》、赵树理的《登记》、谷峪的《新事新办》，传达了因土地关系的变动，翻身农民在家庭、婚姻观念方面要求从封建束缚中解脱出来，以争取新社会、新时代的民主与自由。继土改以后，农业合作化是又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它给农村生活历带来的巨大变化，为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从贫富两极分化的角度，叙写两个农民打算买卖土地的故事，在个人发家与共同富裕的冲突中，提出了久经贫困的农民获得土地以后，如何脱贫致富的问题，率先揭示了互助合作的问题。接着，秦兆阳的《农村散记》、康濯的《春种秋收》、马烽的《三年早知道》、西戎的《宋老大进城》答，记录了这种趋势如何变成了农村的现实。用长篇的形式反映农业合作化而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和柳青的《创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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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王蒙自传》
    在现实题材中，本时期还有两类作品不可忽视。一类是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刘绍棠的《田野落霞》、李国文的《改选》、李准的《灰色的帆篷》、白危的《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等短篇小说。这类作品敢于正视现实矛盾，揭露生活的阴暗面，大胆干预生活，触及人的灵魂，表现了强烈的探索精神和批判意识。还有一类是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宗璞的《红豆》、丰村的《美丽》、李威伦的《幸福》、陆文夫的《小巷深处》、高缨的《达吉和她的父亲》等短篇。这些作品打破表现人情、人性的禁区，细腻地描写人的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充满浓郁的人情味。但它们和前一类正视现实问题的作品一样，却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粗暴批评。可见想在创作上略有突破是相当难的。
    50年代、60年代小说．具有曲折变化的发展轨迹。这个时期，正值社会生活和文艺领域“左”倾思潮逐渐兴盛之际。因而50年代、60年代小说的缺失也是显而易见的。简单、机械地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把文艺为社会服务的功能，等同于直接服务于政治。图解理念的思维模式，造成了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对现实主义的理解狭隘，创作方法和表现手法不够多样。在表现手法上，片面追求民族化、大众化，注意故事的完整、情节的生动和语言的通俗，注意通过人物的言行、外貌，用环境气氛的烘托来塑造形象，忽视了丰富多样的艺术技巧手法与方法，作家的创作个性、风格特色也因此没能得到更广泛、更充分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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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