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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小说发展概述（1949——90年代）

    新时期小说
    
    整个80年代，可以说是本世纪末期中国小说家热情最为高涨、探索最为积极、所取得的实绩极为可观的十年。80年代小说发展紧承着70年代末期的“伤痕小说”。1976年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一举粉碎，“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经历了十年动乱，从“四人帮”专制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的人民，怀着再生的喜悦和强烈的义愤，立即投入到了揭批“四人帮”的运动。1977年11月，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在《人民文学》发表，立即引起轰动。小说最早通过艺术形象来揭露“文化大革命”给我国人民带来的累累伤痕，尤其是给青年一代的心灵所造成的毒害。当时，产生较大社会反响的“伤痕文学”的代表作，还有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王蒙的《最宝贵的》、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肖平的《墓场与鲜花》、李陀的《愿你听到这支歌》、宗璞的《弦上的梦》、陈国凯的《我该怎么办》、韩少功的《月兰》、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
    还是在“伤痕文学”兴盛之时，一批敢于思考、富有人生阅历的作家，尤其是一批因着我们党和国家在革命进程中的失误而历尽坎坷的作家，如王蒙、李国文、从维熙、张贤亮、方之、高晓声等，就率先突破了一般地提倡“恢复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口号的局限，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写出了一批具有相当思想深度和历史深度的作品。茹志鹃于1979年2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是“反思文学”的起步标志。“反思文学”在创作上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从政治、社会层面上还原“文革”的荒谬本质，从一般地揭示社会谬误上升到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比之伤痕小说，其目光更为深邃、清醒，主题更为深刻，带有更强的理性色彩。代表作主要有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刘真的《黑旗》，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古华的《芙蓉镇》，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路遥的《人生》，叶文玲的《心香》，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李国文的《月食》、《冬天里的春天》，王蒙的《布礼》、《蝴蝶》、《相见时难》，谌容的《人到中年》，张贤亮的《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粱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方之的《内奸》，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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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子龙《蒋子龙小说选》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原来的抓阶级斗争转移到抓经济建设上来。与此相应，作家们纷纷将热情投注于沸腾的现实生活。天津作家蒋子龙率先推出了《乔厂长上任记》。这部作品不仅大胆地暴露了十年浩劫对我目的工业战线造成的严重创伤以及积弊如山的现实，而且大胆暴露了新的历史时期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从而开了“改革文学”的先河。此后，一大批改革文学作品，如张锲的《改革者》，张一弓的《赵镢头的遗嘱》，水运宪的《祸起萧墙》，柯云路的《三千万》、《新星》，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蒋子龙的《燕赵悲歌》，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张炜的《秋天的愤怒》、《古船》，贾平凹的《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浮躁》，何士光的《乡场上》，王蒙的《坚硬的稀粥》，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相继出现。总体上看，改革小说侧重反映的是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社会矛盾，记录了改革的艰难及其导致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的变化．在创作方法上以现实主义为主，注重人物形象特别是改革者形象的塑造。
    “伤痕”、“反思”和“改革”小说的基本言说，正是其所处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社会情境之下的主导性社会政治话语，其所从事的启蒙工作主要还立足于社会政治层面。它们的叙事目的主要还是为当时的社会政治实践进行“文学”的论证。而1985年前后形成潮涌的“寻根小说”创作，则“超越社会政治层面，突入历史深处而对中国的民间生存和民族性格进行文化学和人类学的思考”。寻根小说的前奏可以追溯至80年代初汪曾祺、邓友梅、吴若增等所写的一些小说如《受戒》、《大淖纪事》、《那五》、《翡翠烟嘴》等，但其真正兴盛，却是在1985年。韩少功、贾平凹、李杭育、郑万隆、阿城、张承志、王安忆等是寻根小说的代表作家，其主要作品有：韩少功的《归去来》、《爸爸爸》、《女女女》，陆文夫的《美食家》，阿城的《棋王》、《孩子王》、《遍地风流》，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郑万隆的《异乡见闻》，贾平凹的《古堡》、《远山野情》，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沙灶遗风》、《土地与神》，王安忆的《小鲍庄》等。寻根小说最为显著的特点在于：以现代意识观照现实和历史，反思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灵魂，探寻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性；作品题材和文化反思对象呈鲜明的地域特点；在表现手段上既有中国传统文学的手法，又运用现代派的象征、暗示、抽象等方法，丰富和加深了作品的文化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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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原《马原中篇小说选》
    在“寻根小说”和“现代派”小说并行推进的同时，一种激进的叙事实践初露潮头，这便是以马原的《拉萨河女神》（1984）、《冈底斯的诱惑》（1985）和《西海的无帆船》（1985）等小说为肇始的“先锋小说”潮流。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除马原外，还有洪峰、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孙甘露、潘军、北村、林白、海男等，代表作分别是洪峰的《极地之侧》，格非的《迷舟》、《褐色鸟群》，苏童的《平静如水》、《我的帝王生涯》，孙甘露的《访问梦境》，余华的《现实一种》、《鲜血梅花》、《古典爱精》等。先锋小说具有实验性，创作上的特点主要有：一是在文化上表现为对意识形态的回避、反叛与消解，二是在文学观念上颠覆传统的真实观，一方面放弃对历史真实和历史本质的追寻，另一方面放弃对现实的真实反映，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三是在文本特征上，体现为叙述游戏，更加平面化，结构上更为散乱、破碎，人物趋于符号化，性格没有深度，通常采用戏拟、反讽等写作策略。
    80年代后期最为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是“新写实小说”思潮的崛起。“新写实小说”的兴起虽比“写实小说”略晚，但一出现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新写实小说的创作特点主要表现在：创作方法虽仍以写实为主，但特别注重对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强调作品中所呈现的现实生活应有一种毛茸茸的原生状态的感觉；主题意蕴更多的是表现现实的荒诞、丑恶、灰暗与无奈，大多采用客观化的叙述态度，提倡作家应“退出小说”、“零度介入”，即有意采用一种缺乏价值判断的冷漠叙述等。新写实小说的主要作家有刘震云、刘恒、池莉、方方等。此前的实验小说作家苏童、叶兆言等也写了不少新写实小说。一般认为，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单位》、《官场》，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方方的《风景》、《桃花灿烂》等，是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
    “新历史小说”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新写实小说的一个分支，从时间上看，新历史小说与新写实小说几乎同时出现，尽管1989年《钟山》杂志推出“新写实小说大联展”时并没有“新历史小说”这一称谓，但作为一种小说形态，实际早已经在文坛出现。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就已具备了后来被称为新历史小说的诸种质素。
    通常人们习惯把苏童的《妻妾成群》、《米》，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池莉的《预谋杀人》，赵本夫的《刀客与女人》，周梅森的《沉沦的土地》、《孤乘》、《心狱》，范小青的《顾氏传人》，乔良的《灵旗》，廉声的《妩媚归途》，李晓的《民谣》、《相会在K市》等看作是新历史小说的重要代表。长篇小说《白鹿原》、《最后一个匈奴》、《丰乳肥臀》等，当然要远比前面提到的许多小说复杂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但从创作思潮和文学史的发展流脉看，它们与新历史小说也有许多极为相似的艺术质素。
    从小说创作方法和形式技巧方面来说，从70年代末开始的王蒙小说对西方现代派“意识流”小说技巧的借鉴运用，到80年代中期“寻根小说”对“拉美爆炸后”文学观念、创作方法，乃至形式技巧的借鉴和运用；从“性意识”文学的勃兴，再到80年代中、后期“新潮小说”对纯形式、纯技术、纯叙述的“小说技术革命”，可以说，80年代的小说创作几乎是将西方现代小说演化发展的形式技巧过程像过电影一样演练了一遍。
    尽管80年代的小说还存在着种种缺憾，但其在思想价值与艺术探索方面已展示了丰富的内涵，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