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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宋诗概述
2.唐诗的分期和主要流派
最早对唐代文学进行分期的是北宋宋祁《新唐书·文艺传序》提出的“唐文三变”说，但其主旨在于论文而非论诗。南宋严羽《沦浪诗话》依时代先后分唐诗为五个阶段，在对唐诗进行分期的宋人中最有代表性，也最具影响。后人论唐诗分期，皆追溯于严羽。以时代先后分：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子昂）之诗；开元、天宝诸家之诗（包括李、杜二公之诗）；大历十才子之诗；元和之诗；晚唐之诗。论“诗体”，从“以时而论”角度分：唐初体——唐初尤袭陈、隋之体；盛唐体——景云以后，开元、天宝诸公之诗；大历体——大历十才子之诗；元和体——元、白诸公之诗；晚唐体。
明代高棅《唐诗品汇》将唐诗明确划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并对分期时限、发展状况和代表作家作了概括说明。初、盛、中、晚四期自具始终，同时其间又包含着盛衰起伏、正变主次等各种交互错杂的变化。后人研究唐诗分期，大致都赞同和采用高棅的四分法。
从唐王朝建立到睿宗延和元年（618—712）是初唐时期，这一段也可称作唐诗的徘徊时期。本期诗歌大抵沿袭了齐梁余风，题材狭窄，格调纤弱。到唐初四杰出，诗风始有所振起。稍后陈子昂力倡汉魏风骨，诗风为之一变；从玄宗开元元年到代宗永泰元年（713—765）为盛唐时代。本期名家比肩接踵，诗歌创作如日中天，形成了令后人追慕不已的“盛唐气象”。李白是唐帝国国势鼎盛时期的歌手，杜甫是唐帝国大厦倾覆之际的忧患之士；李白诗歌是青春的颂歌，杜甫诗歌是乱世之悲歌；李白诗歌飘逸豪放，杜甫的诗歌沉郁顿挫。田园山水诗派、边塞诗派和其他诗人一道将盛唐诗坛装扮得千姿百态，气象万千。代宗大历元年到穆宗长庆四年（766—824）为中唐时期，大历年间，诗歌创作跌入低谷，大历十才子缺乏雄浑之气。中唐后期诗坛再度辉煌，元、白等人掀起新乐府运动，韩、孟诗派刻意求新，柳宗元、刘禹赐、李贺等优秀诗人无不形成了各自的艺术风格。从敬宗即位到唐末（825—907）为晚唐时代，大唐帝国日薄西山，诗歌创作亦如同返景入林之残照。李商隐杜牧为唐诗抹上了最后一层金光。
初唐诸诗派：
“上官体”和太宗时期的宫廷诗人：上官仪是初唐贞观诗坛的新秀，因长于南方寺院中，受南朝文化的熏陶和宫体诗影响，“文并绮艳”。擅五言，格律工整，内容多为应制奉命之作，题材以奉和、应制、咏物为主，歌功颂德，粉饰升平。语言艺术上表现出倾慕齐梁、典丽精工、绮错婉媚的风尚，词藻华丽；重视诗的形式技巧，将六朝以来的对仗技巧加以程式化，但内容空泛。因其位显，时人多仿效，世称上官体。他代表了当时宫廷诗人的形式主义倾向，对律诗的定型有促进作用。
“四杰体”：“四杰”是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他们诗歌的题材内容由上官体的应制、奉和转向对江山塞漠的描绘和个人性灵的抒写，风格也由纤柔卑弱变为明丽清新。体裁上，“四杰”各有所长，卢、骆擅长七言歌行，其歌行具有辞赋化倾向，文辞华美，音韵和谐，组织整齐而又有较壮的气势，所作被后人誉为“初唐体”。卢的《长安古意》、骆的《帝京篇》，以及刘希夷《代悲白头翁》、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就是“初唐体”七言歌行代表作。王、杨则擅长五言律诗，音调铿锵，格律更趋于规范化。
“文章四友”：崔融、李峤、苏味道、杜审言，四人的作品风格较接近，内容不外歌功颂德、宫苑游宴，但在他们的其他一些作品中，却有时透露了诗歌变革的消息，有的还对诗歌体制的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从高宗后期起，即以诗文为友，“文章四友”因此得名。他们基本上是武后时期的宫延诗人，其中苏、李诗中浮艳气息更浓一些。四友中李、崔、苏都做过高官，社会地位较高，为时人所看重和效法。苏味道又和李峤并称“苏李”。杜审言是“四友”中成就较高的一位。“四友”专力写作律诗，对唐代律诗的形成有一定的作用。
“沈宋体”和武后时期的宫廷诗人：“沈宋”是宫廷诗人沈佺期、宋之问的合称。他们所创作的五七言近体诗标志着五七言律体已趋于定型。所谓“沈宋体”，在当时是指经沈宋诗为规范的、内容多为奉和应制、侍从游宴而形式上对仗工整、平仄谐调、词采精丽的五七言律诗。“沈宋体”的贡献，主要是使唐律的体制得到定型。
盛唐诸诗派：
山水田园诗派：多以五言体式，抒写隐逸闲适的思想情趣，描绘山川田园的秀美，反映农村宁静、淳真的生活；艺术上熔陶诗浑成与谢诗工巧为一炉，既有鲜明清丽的笔触，又有完整浑融的画面，不仅模山容、范水态，而且力求表现山水的个性，在山水中渗透自己的性情，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了对山水田园的审美能力；代表作家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綦母潜、祖咏、刘昚虚、裴迪、卢象、丘为等。唐代诗人中继王孟而以山水诗著称的还有中唐的刘长卿、韦应物、柳宗元等人。
边塞诗派：抒报国壮志，揭军中不平，发反战呼声，记民族交往，颂域外风情，摹塞上风光；代表作家有岑参、高适、王昌龄、李颀、王之涣、王翰、崔灏等；由于经历、个性和审美情趣的不同，他们的作品表现出各自的风貌，或雄奇瑰丽，或深厚沉著，或凭想象抒怀，或借咏史寄意，但却都体现了时间的积极进取精神。盛唐之后，能继承边塞诗派传统的，大约只有大历时期的李益了。
中唐诸诗派：
“大历十才子”（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韦、夏侯审）：十才子大多是失意的中下层士大夫，也多为依附权贵、出入公候之门的清客，因而多投献应制之作。“擅场饯送”、点缀升平、感叹宦海浮沉、称道隐逸、寄情山水林泉是其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但他们在仕途失意和战乱宦旅生活中，也间有反映现实和体验真实的作品。他们都擅长五言近体，善写自然景物及乡情旅思等，语词优美，音律协和，但题材风格比较单调。大历十才子，大都以王维为宗，秉承山水田园诗派的风格，寄情于山水，歌咏自然，也创作了一些佳作。警句名联在十才子的诗中俯拾皆是，说明他们均有较深的功底，所以时有惊人之笔。不过有时也不免显露出雕琢的痕迹，从而因小失大，走到唯美的道路上去。虽有警句而全篇欠佳，这也是那个时代的风气使然。
韩孟诗派：崛起于中唐后期，代表作家除韩愈、孟郊外，还包括贾岛、卢全、姚合、刘叉等。他们力图自创新格，另辟蹊径；在创作态度上，“用思艰险”，崇尚“苦吟”；在诗歌风格上，主要追求奇险怪僻；在思想内容上，则多以抒写个人的遭遇来揭示社会的弊端。
元白诗派：以浅切顺畅的语言直接反映现实，重视诗歌的“美刺”功能；叙事合于事，写景切于景，抒情贴于情，每能于平中见奇、浅中见新；代表作家有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李绅等。
晚唐诸诗派：
温李诗派：诗风为齐梁余习所染，辞采浓艳，笔调柔婉，结构精巧。代表作家有李商隐、温庭筠、韩偓、吴融、钱韬玉、曹唐、唐彦等。温庭筠的诗歌工于造语，辞藻绮靡，风格华丽。李商隐的诗多抒发对时代的感慨，抒发个人失意的心情，绮丽富赡中时见沉郁，婉艳精工中不失厚重，爱情诗标格尤高。
唐末通俗诗派：继承杜甫、白居易“美刺比兴”的传统，大胆暴露现实的黑暗，揭露官场的腐朽，对陷于战乱贫困中的人民表示深切同情，诗风质朴平易。在诗歌形式上，多用乐府、古体进行创作。其中比较突出的有聂夷中、于濆、曹邺、皮日休、邵谒等人。稍后的杜荀鹤、罗隐则以近体诗继承了这一传统。曹邺的《官仓鼠》、于濆的《古宴曲》、皮日休的《橡媪叹》、聂夷中的《咏田家》、杜荀鹤的《山中寡妇》《再经胡城县》等作品可以视为这一诗歌潮流的代表作。
唐代还有很多诗人是自成一派的，如陈子昂、李贺、刘禹锡、杜牧等。
李贺的诗风，后人称之为“瑰丽奇诡”。具体说来，就是以华艳的辞句、古乐府的体制、荒诞奇特的想像、虚幻莫测的构思，来创造光怪陆离、幽怨凄绝、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艺术境界，并借以表现诗人的内心思想。
刘禹锡有“大家材具”（胡应麟《诗薮·外编》）之称，对后世有较大影响。现存诗800余首，题材广阔，内容丰富其中语言讽刺诗、咏怀古迹、感慨身世诗以及拟民歌都自具面目，成绩斐然。许多优秀诗篇措辞精炼、造语流丽、比兴新颖，意境含蓄优美，韵律宛转自然，风格豪爽。诗体上，七言绝句韵味隽永，“堪与盛唐方驾”。
杜牧擅长七绝，一些咏史和抒情写景小诗都写得超凡拔俗。诗风独具一格，胡应麟冠之以“俊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