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章参考文献
在这一传统下，许多组织研究都是先假设在大规模和复杂的组织中，决策和行为是可以被理性的规范和有意识的过程所指导的。正如戴蒙德指出的那样，"在大多数占主导地位的组织理论中，所仅设的人类特征是内在生活的一维空间"。从马克斯·韦伯到西蒙，在公共行政学研究中，占主导的是理性主义和制度主义方法。尽管马克斯·韦伯看到了计算的和压性的手段一目的方式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并据此建议提出事实和价值的区别。然而，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还是建构在结构理论的信念之上。韦伯关于价值与事实的区别在西蒙的研究中也有。西蒙的贡献在于发现了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但他还是继续强调理性行为在决策中的作用。除戴蒙德和少没准他几个人的研究外，在公共行政学中很少有人对个人的心理方面进行研究。 同传统组织理论相反，将精神分析理论应用于官僚组织分析，已经大大丰富了我们关于官僚组织的知识。精神分析的组织理论讨回研究组织中的非理性和无意识的行为和决定，这往往是传统理论所忽视的。根据截蒙德的理论，将精神分析法应用于分析组织，"使得我们超出了对可观对旧沙白和真理进行科学探索的范围，为我们提供了一货已白灰村中人类关系和实践意义的理论和经验"。精神分析的组织理论可以被定义为"对工作关系的无意识形史业规则领导关系、角色形成、集团动态、组织结构策略和文化的研究"。更重要的是，精神分析研究"试图通过集中研究生活的精神方面而不是客观方面来定类目的�"总之，根据戴蒙德的理论，精神分析的组织理论试图"从内向外"来理解。另外，从研究方法论的角度来说，精神分析的组织理论是一种解释性的研究理论。精神分析的组织理论试图"从内向外"来理解官僚组织。另外，从研究方法论的角度来说，精神分析的组织理论是一种解释性的研究理论。根据法默（Fammer）的说法，这种对理性的心理学评价，属于两性神经学的子学科。是现代公共行政学理论的一个部分。然而，有些理论家，如麦克斯赖特(mcswwrite)和乔恩·s。朱建议。精神分析理论的方法应该采用与弗洛伊德不同的概念，为公共行政学研究提供后现代主义和反实证主义的一面。他还建议其他的精神分析学家，比如说海恩兹（Heinz）、雅克·拉坎（jacques lacan）等人希望他们的理论能有助于公共行政学研究。朱指出，"精神分析的方面让我们可以批评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缺点"，另外，还提供了机会让他们去了解"组织中的人们是如何克服他们前进道路上的阻碍而得以解放的"。朱的这个说法说明，公共行政学中的精神分析方法也是一种批评性的研究方法。 最近，以雅克·拉坎的精神分析理论为例，麦克斯怀特（Mcswete）对精神分析的组织理论进一步进行论证，认为精神分析理论可以在很多方面对公共行政学有所帮助，其中包括：一是帮助公共行政学理论在认识论方面发生激进的变化；二是对人类的自我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重新评价；三是发现促进行政行为超出其制度性目标的本体论的基本原理；四是去除关于同一性思想的不合时宜的现代主义概念框架，促进其进入一个更加合适的后现代主义的方式。根据麦克斯怀特的理论，对公共行政学同一性危机的一个解释是，公共行政学家们反对为他们的理论建立一个哲学基础。因此，公共行政学中关于人和知识上的例证上的假设，都建立在一种对实践总结�"常识"上，这一假设假定是理性的、有目的的，且其目标是可计算的成本和益。所以，麦克斯怀特指出，"公共行政学的基础性的范例在每一点上都与满足倾向的经济人和权力倾向的政治人的框架是完全一致的。换言之，公共行政学例证的足印已经扎根在政治科学和其他经济学中。 但是，有讽刺意味的是，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发展已经内含地或者非常明显地证明精神分析是有道理的，与公共行政学发展的前景相符合，在理论前提上与经济学存在不一致，在结果上也与其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不相一致。正是在这一点上，麦克斯维特认为，精神分析理论能够对公共行政学有所帮助。 然而，将精神分析理论应用于公共行政学仍处于早期阶段。在 50年前，赫伯特·西蒙指出，社会科学因为"在对待理性的态度上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而倍受伤害。在一个极端，"经济学家将荒谬的无所不在的理性赋予经济人"；但在另一个极端，"是那些试图将有认识都归为感情的社会心理学的倾向，而这一倾向在较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弗洛伊德"。西蒙的批评再次提醒我们，弗洛伊德的概念不是"公共行政学的精神分析"的惟一和最好的基础。精神分析方法应用于公共行政学研究，大大拓宽了公共行政学的视野，但如果过分地强化组织行为的心理方面，必将使公共行政学研究陷入神秘的不可知境地。因此，我们说，精神分析方法是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 【作者系：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公共行政系博士生、中国武汉 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摘自《武汉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