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戏曲与小说概述 　　 继唐诗、宋词之后，元杂剧揭开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又一华彩篇章。元人谓：“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大元乐府”即指元代的戏曲和散曲。前人又把元杂剧与元散曲合称为“元曲”。元杂剧在戏剧形式上完整而成熟，用北方的曲调演唱，以唱为主，“做”、“念”、“唱”相结合。其结构一般为一本四折，可另加“楔子”。杂剧通过宾白、唱词、科介刻画人物形象，推动情节发展。元杂剧中男主角称为“末”，女主角称为“旦”。一本戏由一个角色主唱，故有“末本戏”、“旦本戏”之分。杂剧的唱词都是按照一定的宫调和曲牌写成的。元杂剧以五宫为主要宫调，一本四折中，每折用一个宫调，而且一韵到底。 　　 元代杂剧的名家佳作层出迭见。据元代钟嗣成《录鬼簿》等书记载，元代有姓名可考的剧作家有１００多人，剧目有７００多种。“元曲四大家”指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杂剧作家中关汉卿和王实甫成就最高、影响最大。关汉卿生平事迹不详，大约生活在１３世纪至１４世纪之间，据传他“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被称为当时的梨园领袖。关汉卿还“躬践排场，面敷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他的剧作有６０多种，现存１８种。关汉卿敢于揭示社会矛盾，暴露社会黑暗，尤其关注下层社会女性的命运，同情她们的不幸遭遇，再现她们美好的精神世界，讴歌她们的不屈人格。艺术上，关汉卿善于设计传奇性的故事情节，制造扣人心弦的戏剧冲突，善于创作个性化、生活化的戏文。《窦蛾冤》被王国维称赞为“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 　　 关汉卿与王实甫亦堪称元杂剧的双子星座。大约与关汉卿同时的王实甫，以“《西厢记》天下夺魁”。王实甫生平事迹不详，现存剧作３种。他的《西厢记》虽在故事框架上与元稹的《莺莺传》和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一脉相承，但在结构、规模、唱词、主题上远远地超越了前人之作。它赞美以爱情为基础的性爱与婚姻，肯定青年男女背离封建礼教的勇气和行动，张扬爱情的自由，呼唤人性与心灵的解放。《西厢记》以其强大的思想震撼力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无论是“淫书”的恶名，还是屡屡的查禁，都不能遏制《西厢记》所发出的时代强音——“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 　　 中国古代小说产生于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史传、杂记，发展中形成了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个系统。先秦诸子重道而菲薄小说，视小说为“琐屑之言”，无关政教的小道理。这种观点影响到后世的文学观念，小说始终难登文学大雅之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属文言小说系统，分志怪、志人两类。时逢乱世，国家长期分裂，社会动荡，战乱频繁，“独尊儒术”的局面被打破，玄、佛、道兴起，信神信佛成为一时风尚，志怪小说应运而生。此类小说现存３０余种。重要作品有刘义庆的《幽明录》、干宝的《搜神记》、张华的《博物志》等。其中《三王墓》，《韩凭妻》、《李寄斩蛇》等作品往往取材民间，着力歌颂正义、爱情、勇敢、侠义。志怪小说中《搜神记》成就最高，最具代表性。作者干宝是两晋时期的史学名家，时称良史。又好阴阳术、神仙鬼怪，自称作此书是为“发明神道之不诬”及供人“游心寓目”。干宝《搜神记》中的优秀作品，对后世小说创作影响很大。 　　 志人小说的出现，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品评人物、清淡玄学的风尚有关。刘义庆（４０３～４４４）的《世说新语》是志人小说的代表作。《世说新语》共８卷，分德行、言语、政事等３６门。该书主要记载魏晋名士的逸闻琐事和玄虚清淡，涉及各类人物１５００多人，描写了魏晋名士的人生态度和文化趣味，或写形貌，或写心理，或写才学，或写性情，突出个性，以形传神。作品中褒扬了嵇康、阮籍等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小说人物描写气韵生动，活灵活现，语言简约，隽永传神，透出十足的机智和幽默，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赞扬其“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 　　 唐传奇谓唐代流行的文言小说，往往以记、传名篇。作者以史家笔法，撰奇闻异事。唐传奇虽承六朝志怪而来，但写作态度明显与之不同。正如鲁迅所言，“其尤显者乃在世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唐传奇基本摆脱了史传文学真人真事的框架，“作意好奇”，“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想象更丰富，结构更完整，情节更复杂，更注重描摹人情世态，人物性格塑造、心理刻画上也更细腻、深入。唐传奇标志着中国小说已获得独立的文学品格。 　　 唐传奇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初盛唐为发展初期，作品数量少，不够成熟，带有明显的过渡色彩。中唐是传奇小说的鼎盛期，许多著名文人如元稹、白居易、白行简、李绅等或投入小说创作，或以歌行与传奇相互配合。还出现了像李公佐、沈亚之等专以小说创作名世的文人。晚唐晚期传奇创作也出现了一些重要作品，但成就已大不如前。唐传奇的最高成就出自中唐时期的爱情小说和讽世小说。其中，沈既济的《任氏传》、元稹的《莺莺传》、白行简的《李娃传》、蒋防的《霍小玉传》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尤其是后三篇，完全去掉了神怪之事，立足社会现实，细腻而深入地描写了人世间的男女之情，成功地塑造了霍小玉、崔莺莺、李娃等艺术形象，揭露了封建礼教、门第观念的残酷与丑恶。诚如明人在评价《霍小玉传》时所言：“唐人小说纪闺阁事，绰有情致，此篇尤为唐人最精彩之传奇，故传诵弗衰”。同时，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借寓言、梦幻讽刺社会，批判现实，意在消解封建功名，显示了思想与艺术上的成熟。 　　 明代章回体长篇小说的崛起，标志着中国大型叙事文学体裁的成熟。它的特色是分章叙事，分回标目，单元整饬，首尾完备，夹杂诗间。“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的先后出现，体现了明代长篇章回小说的演进历程：从集体编著过渡到个人独创；从借史演义、寓言寄托，转变为面对现实、关注人生；从题材上的国家大事到日常生活的家庭琐事；从描写英雄到描写寻常百姓；从塑造类型人物，到刻画个性人物；情节从线性发展，到网状交叉；小说语言由半文半白，到口语化、方言化。“四大奇书”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推向高峰。《金瓶梅》的问世，还预示着世情小说创作高潮的到来。晚明的《醒世姻缘传》以及清初的《林兰香》等作品，都属相当优秀的长篇世情小说。 　　 清代短篇文言小说和长篇章回白话小说创伤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蒲松龄“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使一部《聊斋志异》写出了作者的理想，人间的悲情，动人的故事，美丽的心灵，成为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压卷之作。作为世情小说、讽刺小说的《儒林外史》承前启后，担负着社会改造的理想，以其犀利的批判笔锋，刺向腐朽的封建科举制，其文化批判的深度和力度，当与世界讽刺名著并列而无愧。《红楼梦》更以其深刻的社会批判意义和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超越了以往所有的长篇小说，达到了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巅峰，成为东方文学的瑰宝，中华文化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