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小说概述 　　 中国现代小说，主要是指“五四”文学革命以后诞生的用白话文写作的新体小说。在古代中国，小说历来被视为“小道”，不能与诗文同登文学的大雅之堂。到了清末民初，由于梁启超等人强调小说启迪民智的功能，把小说作为维新运动的宣传手段，发起所谓“小说界革命”，大大提高了小说的地位。加上民国初年印刷、报刊业发达，小说得以广泛传播，开始拥有以小说写作为生的专业作家以及新的市民读者群。但真正具有现代思想意义、用现代体式写作的白话小说，是“五四”文学革命所催生的。“五四”新思潮为小说创作带来前所未有的新题材与新视角，加上大量外国小说的译介，在小说的形式、叙事、语言等方面产生直接的影响，使五四以后的小说创作获得了蓬勃发展的动力。 　　 １９１８年５月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载《新青年》４卷５期），是第一篇现代白话短篇小说。此后又有《孔乙己》、《药》、《阿Ｑ正传》等多篇小说名作问世，并先后结集为《呐喊》、《彷徨》。鲁迅代表了现代小说的开端，同时又是巅峰。（关于鲁迅小说的成就，下一讲另有专门介绍。） 　　 ２０年代一般小说创作水平还不高，但带有那个时代的特点，出现一些很有艺术个性的小说作家。２０年代小说有三大潮流。一是以文学研究为主的“人生写实派”，偏重以“写实”的手法反映现实人生问题。叶圣陶是代表作家之一，有小说《这也是一个人？》、《潘先生在难中》等，擅以朴素的笔致表现下层人民的苦难和小市民的心理性格。二是以创造社为主的“自叙传”抒情小说一派，被看作是浪漫主义的追随者。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郁达夫。其代表作《沉沦》写一位青年追求个性解放却备受压抑，转为麻醉自己、戕害自己。小说采用“自叙传”写法，其坦率的心理暴露非常引人注目。三是“乡土文字”作家群，形成于２０年代中后期，他们多是流落城市的文学青年，势衷于用回忆的笔触写故乡的破败与辛酸，作品多带浓厚的乡土气息，较知名的有鼓家煌、台静农、许杰等。 　　 现代小说创作在３０年代走向高潮，这时期除了鲁迅、茅盾、巴金、老舍等小说大家之外，一大批青年小说家也纷纷登上文坛。此时政治与商业对小说创作的推进或制约都十分明显，也形成有四大创作潮流。一是以革命文学组织“左联”为主的“左翼小说”，强调跟进时代，反映重大题材，表现对现实的批判与反抗，作品追求强烈的宣传效果。在当时，这一类作品带有相当的选锋性，颇受青年读者欢迎。代表作家作品有蒋光慈的《短裤党》、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丁玲的《韦护》、张天翼的《包氏父子》，以及萧红的《生死场》，等等。二是远离文学党派出所性与商业性的“京派”小说，偏重表现乡土中国的“常”与“变”，追求纯正的艺术趣味和自由、和谐、稳健的风格，讲求艺术个性和技巧。这一派的领衔作家是沈从文，其他主要的作家作品有废名的《桥》、师陀的《谷》、萧乾的《篱下》等等。三是特别看重读书市场效果的《海派》小说，作品比较畅销，思想内容驳杂，言情与性爱是常见题材，代表作家有张资平、叶灵凤等。 　　 以现代主义为特征的“新感觉派”也是“海派”的一脉。这一派小说多取材都市生活，表现都市人错综的生存境遇及人生感受，着力于开掘人物的深层心理和潜意识，或者从心理分析角度解剖人物的病态或变态行为；在表现形式上追求先锋性和试验性，叙事角度、结构和语言节奏等方面都往往借鉴现代主义的技巧。代表作家作品有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穆时英的《白金女体塑像》、施蛰存的《梅雨之夕》等。 　　 第四种潮流是“社会剖析派”，也属于“左翼”的文学流派，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的理性的分析指导创作，反映重大题材，用阶级分析方法剖析和塑造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因为能充分满足时代的需要，这一流派在三四十年代乃至当代都有巨大的影响。 　　茅盾（１８９６－１９８１）是“社会剖析派”的领军人物，也是很有社会使命感的作家。他追求史诗的格调，力求理性地观察与表现历史变革的动向与社会生活的各种场景，以典型的环境和重大的社会性冲突凸现人物的性格心理，体现复杂的社会内涵，小说气魄宏伟。从《蚀》三部曲（包含《幻灭》、《动摇》和《追求》）到《子夜》，标志着３０年代长篇小说的艺术高峰。《蚀》以大革命失败前后尖锐的现实斗争为背景，展示“现代青年”的心理历程以及他们的各种表现。《子夜》描写一个不乏魄力、才能和实力的资本家吴荪甫，一心要发展民族工业，却最终在外国资本挤压下破产失败的故事，并以他的生活为中心，用类似蛛网状的小说结构，全方位地、真实地呈现了３０年代上海社会的各个层面，达到了剖析中国社会性质的目的。《子夜》分析与描写社会情状的现实主义成就，被认为是“社会剖析派”最具代表性的重大收获。 　　 三四十年代还有些著名作家难于把他们归入某一派。如巴金就不属于上述派别。巴金（生于１９０４年）写有２０多个中篇和长篇，７０多个短篇。他始终以战士的姿态从事写作，许多小说都写旧家庭的罪恶与崩溃，以及青年一代的判逆与反抗，热情讴歌青春，尽情抒发时代的苦闷，受到广大青年读者的欢迎。《爱情三部曲》（包括《雾》、《雨》、《电》）是表现革命和恋爱的题材，写二三十年代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反抗、追求与苦闷，展现他们复杂变化的思想情绪，使当时青年读者从中读出他们同代人的种种心境，思考不同的生活道路。巴金另一类小说以描写封建家庭腐败与衰落为题材，其中《家》的成就与影响最大，是现代文学的又一经典之作。该小说揭露了封建家庭制度和礼教“吃人”的本质，特别是那些年轻女性，大都成为包办婚姻和封建迷信的牺牲品；作品对觉慧等青年叛逆者给予极大的同情，表现他们对于未来和理想的勇敢追求，喊出要控诉旧制度、要为自己大胆争取幸福的呼声；小说有意把叛逆者觉慧和他的长兄——清醒而又懦弱的悲剧人物觉新作比较，体现知识分子不同的人生追求。《家》的风格热情、单纯，以情动人，属于“青春型”小说，特别能唤起年轻人的共鸣。巴金后来写的表现中年人生活悲苦的著名长篇《寒夜》，则是另一种沉郁的风格。 　　 老舍（１８９９－１９６６）是多产作家，一生写有１０００多篇（部）小说，约七八百万字。代表作有《二马》、《离婚》、《骆驼祥子》和《四世同堂》等。他的作品特色是对市民社会特别是北京市民日常生活全景式、风俗式的精细描写，带有浓厚的“京味”，以致成为“京味小说”的源头；注重从文化的层面去铺写世态，表现乡土中国社会朝现代转型过程中小市民阶层的命运、思想与心理，对“俗文化”有特别的关注；在北京话基础上形成俗白、纯净、凝练的语言，加上幽默的风格，在现代作家中独具一味。著名小说《骆驼祥子》写一位从乡下流落北京的青年，其低微的愿望就是能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人力车，做一个自食其力的车夫。可是接二连三的不幸遭遇粉碎了他的梦想，恶劣环境也摧毁了他的人格，使他一步步变坏，从一位足壮诚实的小伙子变成堕落无耻的走肉行尸。小说通过祥子的内心感觉来写物欲横流的城市如何扭曲人性，表现了老舍对病态城市文明给人性造成的伤害的担忧。 　　 沈从文（１９０２－１９８８）是“京派”的代表作家，写有６部中篇和长篇小说，３０多种短篇小说集。作品反映的生活面极广，可以大致分为两个互为对照的艺术世界：一是染有“文明病”的现代都市的世界，另一个是回忆与想象中的“湘西世界”。后者多以诗意的笔调描写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表现那种日渐消逝的纯朴、自然、和谐的人生方式，以及正直朴素的人性美。作者从地域的、民族的角度思考中国文化问题，从道德的、人性的立场批判都市文明的弊病。而浓浓的地方特色和牧歌情调，正好成就了沈从文小说独特的艺术个性。《边城》最能体现沈从文的风格，是沈从文的传世之作。小说写湘西边城的恋爱故事，写美丽、天真、纯洁的乡下女孩翠翠的情窦初开，写她的梦想想、欢乐与失意，作者在她身上寄托了对优美健全的人性的理解与期待。小说的魅力不在情节或者冲突，而在整个小说所营造的淡雅、悠远的抒情氛围。这期间　一首怀旧的恋歌，是对田园牧歌式的纯朴、宁静的乡村生活方式的眷恋，对当时已经受到都市文明浸染而日渐失去的“优美的人生方式”的惋叹。小说中那种清秀幽雅的自然风光、独特有趣的民俗风情、美丽而又有些忧伤的调子，以及梦幻般的叙事节奏，读来都给人特别的审美愉悦。 　　 ４０年代经历了战乱，小说创作却日趋成熟，作家的风格追求也更加多样。如沙汀描写战时社会底层混乱的《淘金记》、茅盾揭露抗战时期政治内幕的《腐蚀》、巴金表现大时代中“小人物”的悲剧的《寒夜》、钱钟书讽刺知识分子弊病的《围城》、老舍反映抗战时期北平生活的《四世同堂》，等等，都是这一时期重要的收获。张爱玲也是４０年代最具特色的小说家之一，她的影响主要在上海等城市的市民读者（另有一节专门讲述）。而在抗日根据地和后来的解放区，由于作家同人民群众的结合，小说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的面貌，工农兵群众成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语言形式更加大众化。如柳青、孙犁、马烽、康濯等一批新的作者都奉献了优秀的小说。尤其反映土地改革运动的长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和《暴风骤雨》（周立波），曾经获得巨大的确良社会反映。 　　 最能代表解放前文学成就的是作家赵树理（１９０６－１９７０）。他是有地道的农民气质的小说家，能够忠实地反映农民的思想、情感及审美需求，并能真正拥有普通农民读者；他的作品有意识地记录农村的社会变革，塑造新的农民形象，描写农民的命运、心理与情绪，揭示和针砭变革中的问题与弊端。代表作有《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等。《小二黑结构》讲述解放区新一代青年自由恋爱的故事，揭示了农村中旧的习俗和封建残余势力对人们道德观念的束缚，以及新老两代人的意识的冲突和变化。小说借鉴了传统小说章回体的故事结构形式以及传统评书叙事的手段，创造了一种适合农民读者欣赏的小说形式，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力。赵树理的小说语言充分口语化，具有可朗诵的特点，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又有农民式的幽默与智慧，达到了很高的境界。１９４３年这部小说出版后大为畅销，赵树理的写作姿态及艺术追求被解释和推举为解放区文艺表现工农兵的“方向”。一直到５０年代，“赵树理方向”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建国到１９６６文化大革命爆发，小说创作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基本特征，强调反映社会本质与变革的趋向，以主流意识形态指导创作，让作品具有教育和鼓舞人民的功能。长篇小说是这个时期最受读者欢迎的形式，印数动辄上十万、百万。如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罗广斌的和扬益言的《红岩》、曲波的《林海雪原》、欧阳山的《三家巷》、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浩然的《艳阳天》、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第一部），等等，这些小说题材广阔，描写与展示了革命斗争的历史画卷，塑造了一系列英雄形象，曾经引起非常大的社会影响，在一代青年的精神成长过程中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有些作品过分追求政治教育功能，也限制了艺术水平的发挥。短篇的影响总的说来不如长篇，但有的更能显示作家的思想艺术个性，有的在当年就引起争议，甚至受到批判。比较值得注意的短篇有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峻青的《黎明的河边》、王愿坚的《党费》、茹志娟的《百合花》、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等。 　　 “文革”结束后进入新时期，出现一波又一波的小说创作潮流。最早出现揭露和控诉“四人帮”罪行、宣泄人民呼声的“伤痕小说”，有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伤痕》（“伤痕小说”得句于此）、叶辛的《蹉跎岁月》、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等。稍后就是“反思小说”，在清理“文革”灾难的同时，对五六十年代的错误与偏差也进行了深入反思和批判，作品具有更多的理性色彩和悲剧意味。如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王蒙的《蝴蝶》、张贤亮的《灵与肉》，等等。接下来是“改革小说”，主要是对８０年代各个领域改革引起的社会震荡的直接反映。如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柯云路的《新星》、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等等。８０年代中期还出现“寻根小说”，特点是力图用现代意识探寻民族文化的得失，以及民族精神重建的可能性，主要作家作品有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棋王》、郑义的《老井》、王安忆的《小鲍庄》等。几乎同时出现了实验小说与现代派小说，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莫言的《红高梁》、残雪的《黄泥街》、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余华的《现实一种》，等等。９０年代初以来出现的“新写实小说”，注重对日常生活“原生态”的还原复写，以所谓客观化的冷漠的笔法来叙述现实的困厄与无奈，缺少明确的价值标准与理性精神。这类创作以池莉的《烦恼人生》、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方方的《风景》等为代表。另外，贾平凹的《废都》，在文化批判与探寻方面也有些接近寻根小说和平共处新写实小说。 　　 八九十年代最为重要的小说家之一是王蒙。５０年代以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知名，却也因此作为“证据”，被错划为“右派”，经历了长期的生活坎坷。８０年代复出后发表《风筝飘带》、《春之声》、《蝴蝶》等小说，多以共和国历史的沉浮为题材，偏重写大历史背景下人物的命运及其心理，发掘人性的丰富性。他的有些作品追求意识流、时空交织等接近现代主义的手法，曾引起文坛的普遍关注。后来王蒙由另一类小说以现实描写、幽默与讽刺为特色，转向对知识分子“心态史”的关注以及对人性的探寻，揭露生活中的荒诞与虚无，时常呈现出象征、嘲弄、夸张、幽默的意味。代表性作品有《杂色》、《活动变人形》等。 　　 值得最后专门提到的另一位当代著名的小说家是王安忆。这位女作家从８０年代开始写作，能驾驭多种题材，风格变化较大，在几次文学潮流中她都有可以作为标志性的作品。《小鲍庄》借一个偏僻贫困小山村发生的故事来反思传统文化的所谓“自救力”问题。《长恨歌》则集合、提炼了大量的“上海记忆”，通过一个叫王琦瑶的时髦女性的一生经历，写４０年代上海历史的繁华与荒凉，光焰与黯淡，作者就如同考古学家那样，认真细致地打量上海那些变而又未变的历史。其他主要作品还有《荒山之恋》、《叔叔的故事》、《纪实与虚构》等。王安忆是一位很有感受力和思考力的作家，她往往能把叙事引向精神性的开掘，使小说富于相当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