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诗歌概述 　　 现代诗歌是“五四”运动以来的诗歌，其主体是用白话写作、以打破旧诗词格律为主要标志的新诗。古代也有一些用当时口语写作的白话诗，但始终不占主流。“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以接近大众的白话语言写诗，创造适合现代人思想情感表达的新的诗歌形式，反映科学、民主、革命等内容，这就出现新诗运动。最早试验并倡导新诗的杂志是《新青年》，１９１７年２月２卷６号上刊出胡适的白话诗８首，随后陆续发表多位作者试验的白话新诗。１９２０年胡适《尝试集》出版，是第一部白话新诗集。胡适主张新诗的文体自由，用白话口语写诗，不受格律约束，直接导致了“自由体诗”创作的热潮。第一代新文学作家几乎都涉足过新诗。如冰心的《繁星》、《春水》，用“小诗”的形式表现刹那间涌现的情思；汪静之、冯雪峰等“湖畔诗社”的《湖畔》、《春的歌集》，专写青年追求爱情自主的勇气与激情，都曾经轰动一时。代表初期新诗最高成就的是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他的《女神》中大部分作品写于１９２０年前后，传达着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开一代诗风。 　　 自由体诗在打破旧体诗词格律方面起到很大作用，也适合五四时代的需求。但这种诗体缺少节制，造成过于散漫的趋向，所以必然又出现格律化的要求。１９２６年围绕北京《晨报》的《诗镌》，集合了一批立志要为新诗创格律的诗人，其中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等人，他们随后还创办《新月》和《诗刊》，“新月派”由此得名。新月派诗人中闻一多的理论最为完整明确，他主张诗应当有音乐的美（主要指平仄、音韵）、绘画的美（主要指词藻、色彩与意境等）、建筑的美（主要指诗节句式的匀称整饬），总之要“理性节制情感”，带着“镣铐”来“跳舞”，这是对诗人更高的审美要求。新诗格律并非回归旧诗词格律，而是根据现代汉语特点而探索的新的诗歌形式，相对也是比较自由的。这一努力有利于纠正初期新诗过于散漫的通病，在“规范化”方面有所提升。 　　 “新月派”的“重镇”除了徐志摩（另有专门介绍），还有闻一多。闻有诗集《红烛》、《死水》。《死水》贯彻了“三美”的追求，以想象的奇丽、节律的和谐、格式的整饬以及色彩的鲜明称著。其中《死水》一诗以“死水”作为旧中国衰腐社会的象征，表达了对不合理现实的嘲讽与愤激。闻一多的诗讲求艺术锤炼，洋溢着强烈的爱国情怀。 ２０年代后期又兴起象征派诗风。李金发效仿法国象征主义诗歌，以其生涩的意象和暗示性的隐喻，表现人的幻觉、潜意识以及对人生隐秘的探求，作品富于感伤情调和颓废气息，欧化味道很重。同样受西方象征派诗风影响的还有著名诗人戴望舒。１９２８年写成的《雨巷》，以悠长的“雨巷”和迷离变幻的“丁香”一般的“姑娘”这两种意象互相交错回环，构成美丽、朦胧而又带有感伤味道的氛围，以暗示飘忽不定的心态。《雨巷》曾传颂一时，也是现代诗的经典之一。后来，戴望舒改变了类似的《雨巷》这种注重诗歌韵与色彩感的表现手段，转向追求内在的情感节奏。在《我的记忆》等后期等待中，可以明显看到他向现代派的过渡。 　　 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般所讲的“现代派”诗歌流派，是指１９３２年之后围绕《现代》杂志的一批诗人，包括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废名、林庚，等等。他们坚持“纯诗”的观念，力求将东、西方诗歌审美艺术融为一体，更好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思；他们重视诗的思维、诗的情绪、诗的内在韵律，而并不借重音乐性和外在的格律形式。但具体到各个诗人，也还是有各自的风格追求。如何其芳的《预言》等诗华丽、精致，多捕捉微妙化的情绪，表现青春的伤感；卞之琳的《数行集》、《鱼目集》里的作品善于将对日常生活的观察转为哲理性的感悟，其圆熟、冷静的表达常常出奇制胜，但有时也比较晦涩。 　　 ３０年代还有另一诗潮是“左联”倡导的革命诗歌运动，以１９３２年成立的中国诗歌会为中坚，特点是密切反映时代变化，抒发革命激情，追求形式的大众化、通俗化，追求刚健壮阔的力之美。鲁迅所说，是“爱的大　”、“恨的丰碑”，是“属于别的世界”的诗（见鲁迅《白莽作〈孩儿塔〉序》）。这个诗派的创作贴近现实，对现代新诗美学及风格都是一种新的开拓；缺点是艺术上比较粗糙，有的沦为一般的宣传。这一派代表性诗人有殷夫（白莽）、蒲风（有《茫茫夜》、《六月流火》等作品）等。３０年代成名的艾青（另有专门的介绍）和臧克家也是贴近现实、有强烈的革命使命感的诗人，他们的创作更能代表这一时期现实主义诗歌的成就。臧克家《烙印》中的诗歌以纯朴的作风、缜密的结构描绘苦难的中国地和底层民众的生活。他属于“苦吟派”，讲究诗的凝练含蓄，苦心推敲出许多精彩的名句，如“日头坠在鸟巢里，／黄昏还没有溶尽归鸦的翅膀”，等等，经得起反复咀嚼。 　　 抗战时期诗人与战争的现实密切联系，诗歌的主题转向国难的描绘与抗战的呼喊，雄健昂扬的诗风取代了对个性化的纯美的追求。在解放区出现了以“新歌词”为特色的诗歌创作潮流，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等长篇叙事诗，利用民间歌谣形式歌唱新的生活，是其中的佳作。 　　 更能代表抗战时期以及４０年代新诗发展水平的，是“七月派”和“九叶派”。“七月派”是在艾青影响下、以理论家胡风为中心的作家诗人群，代表人物有绿原、阿垅、曾卓、牛汉，等等。他们的创作趋向现实主义，追求诗歌的政治性和战斗性，从时代变革潮流中吸取诗情，同时注入诗人的个性。如阿垅的《纤夫》通过“纤夫”执著地“一寸一寸地”克服阻力、向着“清晨的太阳”迫近的形象，让读者联想到我们坚韧的民族精神以及向历史目标“强进”的路，诗中蕴涵着一种思辨的力量。“七月派”诗人们贡献给现代中国新诗的也是一种崇尚力之美的诗学。这一流派的作品选集有《白色花》。 　　 “九叶派”则是４０年代以《中国新诗》等刊物为中心的另一风格趋向的诗人群（又称“中国新诗派”），代表诗人是辛笛、穆旦（另有专门介绍）、郑敏、杜运燮、陈敬容、杭约赫、唐祈、唐湜袁可嘉等。８０年代出版有他们９人的诗歌合集《九叶集》，“九叶派”由此得名。他们大都是校园诗人出身，从战乱中感知人民的希求，重视诗人对社会、历史现象的独特体验；他们深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陶冶，力求突破传统的主观抒情的方式，追求现实性、象征性与哲理性的结合，探索诗歌表达的“戏剧性”（主要指诗歌的情思展开以及语言表现都要有矛盾张力，而不是直抒胸臆），让诗歌更深入表现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内心生活的复杂性。文学史通常认为“九叶诗派”的艺术探求很有价值，拥有一批艺术水准较高的诗人诗作，对新诗的表达方式以及诗学观念都有大的突破。（可以参考《穆旦》一节相关介绍） 　　 五六十年代的诗歌带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色，讴歌党与革命领袖，讴歌社会主义，讴歌火热的现实生活，是常见的主题。政治抒情是这一时期最受欢迎的文体之一。如郭小川的《投入火热的斗争》和《青纱帐－甘蔗林》，贺敬之的《放声歌唱》、《雷锋之歌》和《桂林山水歌》，等等，都是充满豪情的大气之作，拥有众多的读者。李瑛、闻捷、邵燕祥、公刘、未央、梁上泉，等等，在这一时期都写出了优秀的诗作。１９７６年天安门诗歌运动，是群众自发的诗歌集体创作运动，揭露批判“四人帮”，控诉封建专制主义，悼念伟大的革命家，其意义不只是属于诗歌。但诗歌能在历史上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中外文学史上也少见。《天安门诗抄》收集了其中不少优秀的新诗与旧体诗作品。 新时期首先出现的是现实主义诗歌潮流，反思“文革”，批判极左思潮，抒发人民的心声。李瑛的《一月的哀思》、艾青的《光的赞歌》、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张志民的《祖国，我对你说》、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等等，都呼应着时代的情绪，唤起千百万读者的歌哭。稍后出现了有关“朦胧诗》的讨论，说明一种新生代的诗歌正在文坛崛起。 　　 其实，“朦胧诗”不仅仅是某个诗人群，或者某类诗作，而是一种带有叛逆性、先锋性的创作潮流。“文革”期间就有处于地下创作状态的一些青年诗人，如食指、多多、芒克，等等，用不同于传统的形式手法表达对现实的怀疑和想像。因其作品在艺术上多用总体象征，具有表达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而被称为“朦胧诗”。“文革”结束后，“朦胧诗”浮出水面，形成一种创作潮流。如北岛、舒婷（另有专门介绍）、顾城、江河、杨炼，等等，是“朦胧诗”的代表作者。“朦胧诗”注重反思历史，批判专制主义和奴性人格，表现复杂多层次的主体世界；情感表现的多向性和主题的多义性，代替了传统的线性因果思维或直抒胸臆的方式。“朦胧诗”尽管一度引起热烈的讨论，甚至被看作是“异数”，但其整体成绩最终还是得到文坛的肯定，并由此演化为自觉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对于活跃整个当代诗坛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几乎和“朦胧诗”群体同出于８０年代初期，而在９０年代终于成为主潮的“新生代”，是比较庞杂的诗人群。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海子、王家新等为代表的所谓“后朦胧”的诗人，此外，还有韩东、于坚等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他们的特点表现为注重日常生活的审美，价值观念上的反崇高，反英雄，艺术上则反优雅，反意象，有意用原生态的口语入诗。这些反叛性、试验性的创作是对中国诗坛传统的大胆反驳，其中不无富于创新品格的佳作。（如海子的一些作品，另有专门介绍）但也有不少诗歌，价值立场混乱，作风粗俗平庸。中国现代诗歌如何继承优秀的传统资源，又适应时代变革，还有待持续努力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