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散文文体的发展与流变 　　 与其他文类相比，散文的文体体式有着更大的自由度，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无体之文”，但我们仍然可以从现代散文的整体方面，大致分出不同的散文文体，即杂文、报告文学、游记散文和抒情小品散文。 　　 杂文作为一种短小精悍、富于批判性的议论文字，在五四时期就已经有着广泛的应用。无论是《新青年》中的“随感录”，还是其他报刊中的“杂感”、“评坛”等，都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或现实社会进行着无所忌惮的批评。其文体虽“小”，却出现了不少杂文大家，如李大钊、陈独秀、刘半农、钱玄同等，尤其是鲁迅的出现，将杂文的文学风格和社会功用发挥到了极致、成为现代散文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30年代左翼文学主潮中，杂文同样因其批判精神成为左翼作家擅长的文体，一批新的杂文作家涌现出来，影响较大的有瞿秋白、茅盾、唐弢、徐懋庸、聂紺弩等。而鲁迅本人在30年代的杂文创作，也达到了鼎盛，多数作品（集）都已成为杂文史上的经典之作。这一“鲁迅风”传统，一直到40年代的文坛，都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报告文学是现代散文史上崭新的文体，是现代传播事业的产物。最早的报告文学作品，是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即《新俄国游记》）和《赤都心史》，是他以《晨报》记者身份赴苏联考察的结晶。而“报告文学”这一名称正式由外国传入，并取得极大进展，则是在30年代。一方面，是左翼文学作家及组织的积极倡导；另一方面，30年代中国局势的巨大动荡，使得报告文学受到空前的关注。因此，30年代至抗战时期，大量的报告文学作品和著名作家不断出现，比如夏衍的《包身工》、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邹韬奋的《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萧乾的《人生采访》、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以群的《台儿庄战场散记》、姚雪垠的《战地书简》等等。这些报告文学作品要么关注现实问题，要么着眼于战争或世界局势的瞬息变化，要么偏重风云人物的即时报道，非常有效地将通讯报道、人物特写、形势分析及叙事散文融合起来，成为一种信息容量极大的新型散文文体。 　　 游记散文是中国古典散文中最为绚丽的一枝。在现代散文中，他又有着新的时代特征。从内容上说，在传统的山水游记之外，增加了许多易于旅行记，如朱自清的《欧游杂记》和《伦敦杂记》、小默（刘思慕）的《欧游漫忆》李健吾的《意大利游记简》、郑振铎的《欧行日记》、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等等。这些游记散文的作者不少是学识渊博的学者，一次作品在记录旅途见闻的同时，还常常夹叙夹议，有分析，有掌故，有感慨，对后来乃至到八十年代的“学者散文”等都有一定的影响。而现代山水游记也往往不在止于摹写山水，山水景物背后的个人及民族情怀，可能是这些散文的着眼点，代表作品如郁达夫的《屐痕处处》、沈从文的《湘行散记》等。 　　 抒情小品散文应该是现代散文中最主要的文体形式。从20年代冰心、朱自清等人的抒情美文、以及周作人为中心的所谓“言志派”散文，到30年代林语堂提倡的“幽默闲适小品”、“京派”散文、何其芳、丽尼等的抒情小品、“开明派”散文，再到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张爱玲的“流言”散文等等，大约都可以归入这个广泛的范围中。 　　 除了上述散文文体，现代散文还有一些“跨文体”的现象值得注意，比如散文诗，即以散文形式表现诗意题材。散文的代表作品是鲁迅的《野草》。作品中，作家的思想感情主要通过诗的形象表现出来，如“孤独的雪”、“雨的精魂”、“火的冰”等等，瑰丽而奇崛，显然带有浓郁的诗意成分和象征色彩，读者也只能根据诗的形象去理解。其他如许地山的《空山灵雨》、丽尼的《黄昏之献》等也是这样的散文诗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