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语言使用中的礼貌现象，Leech (1983) 提出了一套各社会、各群体共享的普遍性的“礼貌”原则；Brown 和Levinson (1978/1987) 则提出了“面子”理论。这两个理论的共同点是旨在对“礼貌”这一普遍现象做出解释。但同时他们也意识到在不同文化中礼貌具有特殊性。不同文化在实现礼貌的方法以及在礼貌的判断标准上存在着差异。这些差异是在社会、历史、人文、地理等多种因素的长期影响下逐步形成的。

    １．礼貌、面子与面子方略
人际交往中礼貌地使用语言是使交际顺利进行并维护良好人际关系的前提。面子的概念首先是由中国的人类学家Hu Hsien Chin 介绍到西方的。美国社会学家Erving Goffman 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较详尽地讨论了人际关系。在社会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领域，学者们一般把面子定义为：“面子是交际实践中的参加者所相互给与的、相互协同的公共意象。”( Scollon & Scollon, 2000) 在社会语言学领域，交际者相互间关于关系的推测，以及关于面子的协同的研究，就是面子及面子功夫的研究，也被称之为礼貌理论的研究。
    Levinson 把礼貌分成： 积极礼貌（positive politeness）和消极礼貌 (negative politeness)，即：积极面子（面子的关联方面，“对别人表示赞许”）和消极面子（面子的独立方面，“对强加行为的回避”）。
积极面子关联到个人的权利，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所遵循的、正常的、对别人支持和有所付出的交往原则，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我们常说的给别人一个面子；在交际时通常以同意对方的意见，支持对方的观点，与对方产生共识，如向对方表示赞赏和恭维, 在称呼中以名字相称等。积极面子也称平等或一致性礼貌或面子（solidarity politeness/face）。交际时采用关联面子方略（involvement strategy）。
    消极面子强调交际者的个性方面，它强调的是个人的权利至少不全部受其所属群体或其群体的价值观念所束缚，而且不强加于人，也不受别人的强制。消极面子也称尊重性礼貌（deference politeness）。交际时采用独立面子方略（independence strategy）。在交际中常表现为最大限度地推测别人的需求和兴趣，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给别人以充分的选择余地。互相称呼时常使用头衔+姓的形式，语体较为正式。
    交际中存在双重危险，即说话人和听话人同时面临的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威胁的危险。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组成面子的相悖的、同时发生的两个层面，任何交际都是对面子的威胁；即可能构成对自己面子的威胁，也可能构成对对方面子的威胁。在交往中，我们不仅要维护自己的面子权利，同时也要尊重别人的面子权利。当我们维护自己的独立时，就势必在不同程度上侵犯了别人的独立，同时也就降低了与别人的关联。但如果我们对别人表示关注，就势必减弱了自己的独立性。这就意味着，交际中，交际者必须措辞谨慎，做到恰当得体，在面子上下功夫，既维护积极面子，又维护消极面子，因为世界上的人类交往中没有“不要面子的交际”。(Scollon & Scollon, 2000)

    ２．礼貌与权势的关系
    Brown 和Levinson 的研究表明，影响礼貌策略选择的变量有三个：社会距离 (social distance)、相对权力 (relative power) 和强加的绝对级别 (rank of imposition)。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社会距离越大，语言的礼貌程度就越高。人们对陌生人说话使用的语言比对自己的朋友说话礼貌得多；对话双方之间的权力分布也对语言的礼貌程度起决定作用。听话人的权力越大，说话人的语言越礼貌。由于文化的差异，人们对强加于人的看法与接受程度不同。对强加于人很敏感的文化社团使用的语言比其它文化社团更礼貌。Ron Scollon 及Suzanne Wong Scollon的观点与此极为相近。他们认为影响礼貌系统的因素有三个： 权势（power）, 距离（distance）和强加程度（weight of imposition）。何兆熊（2000）通过比较这三个因素之间的关系指出，面子威胁行为的大小不应该是社会距离、相对权势和强加级别的简单相加，相对权势似乎更为重要。
    根据Ron Scollon及Suzanne Wong Scollon的观点，权势（power）是指差序格局中交际者之间的社会地位距离或垂直距离（vertical disparity）。在政府机构和公司中，这种关系比较明显。下属用Mr或官衔称呼他们的上司，上司拥有某些特权，下属对老板则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这种关系中，双方所使用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预测的。这种关系被称为正权势（plus power/+power）关系，其面子系统被称之为正权势面子系统。
    当交际者之间存在很小的或不存在等级距离时，其礼貌关系被称之为负权势关系，其面子系统被称之为负权势系统（minus power/-p）或平等系统（egalitarian system）。如：亲密朋友之间；同一公司或企业地位相同的人，即使互不相识，也共享一套负权势面子系统。国际政府和商业交往中，人们试图在平等的关系基础上展开谈判，以达到共享一套负权势面子系统。
    Spencer Oatey (1992)把“权力”分为五种：奖赏权力（reward power），强制权利（coercive power），专家权力（expert power），合理/正当权力（legitimate power）和参考权力（referent power）。在不同的文化中人们所渴望的“权力”，尤其是说话者言明的这种权力也是有差异的。如在英国许多人都渴望有“专家权力”或者“参考权力”，而不愿言明其“合理/正当权力”。而在其他一些国家，如日本，会话双方一开始就弄清对方与自己在年龄、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关系非常重要。（何兆熊，2000）
     不同文化对会话双方的角色，以及与言语事件有关的会话双方的相对权利和义务的看法也各不相同。如在中国，教师用命令的口吻叫学生擦黑板实属正常，但在英国，这是不可思议的。这是因为中国与英国对师生的相对权利和义务的看法不同。在中国象擦黑板这样的事是学生的义务，也是尊敬教师的表现。

     ３．中、西礼貌与权势关系的差异
     Hofstede （1980）认为，所有的文化都有高权势距离和低权势距离关系。但各有倾向性。 高权势距离的人们相信权势、权威是生活中的事实，有意或无意地，这些文化传授其成员，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平等的，人们各有其位置，这些位置是垂直排列的。社会等级制流行，人们宣扬不平等。Hofstede的调查结果显示，权力差距指数高的国家和地区有：菲律宾、墨西哥、委内瑞拉、印度、新加坡、巴西、香港、法国、哥伦比亚等。低权势距离的人们认为社会上的不平等应该尽量减少。人们相信他们有权接近权势。下属和上级认为彼此是同样的人。上级（无论长者还是政府官员）经常与下属交流，并尽力使双方关系平等。权力差距指数低的国家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爱尔兰、丹麦等。
     可见，中英文化在权力分配方面存在很大的差距。中国文化属于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英语文化属于平行的社会结构。（关世杰，1995）
权势和一致（平等）关系是存在于各个社会的普遍问题。然而，不同社会对此持不同的态度。 一种文化的人们可能对权势敏感；另一种文化的人们可能对平等关系更敏感。
     中国社会受传统的差序格局的“上下有义，贵贱有分，男女有别”的传统观念影响，“上尊下卑”，“卑己尊人”，“各守其分”在今天仍然制约着人们的行为，“官本位”、“以下敬上”、仍很普遍。面子系统是人际交往中“权势”关系的标志。 在人际交往中，注重权势、地位似乎已成了不成文的规定。权势的所指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现代社会中，权势包括：家庭中的父母亲、不同层次的领导、年长者、甚至是社会上的有用之人。这里的权势与年龄、教育、社会阶层、性别、社会地位及家庭关系都有联系。作为在中国工作的外教，Linell Davis (2001) 发现： 课堂上常发言的几个人实际上就是在班级范围内在知识上享有特权的人。权势关系是中国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取向。受差序格局的影响，中国人际交往更多地根据双方的地位来决定话语模式。
     在主体上，西方是平等取向，人际间的关系基于平行的关系。这与中国的“身份制”和差序格局相悖。西方人崇尚“人各有身，身各自由，为上者不能压抑之、束缚之。”对他们来讲，礼貌不是人际间的“别”，而是人际间的“平等”、“一致”、“同”。西方（英、美）强调平等关系而不是权势关系这一点从其名字的使用上可见一斑。英、美人名是名在前，姓在后，而且名更常用。中国人名是姓在前，名在后，而且姓更常用。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取向。受个人主义和平行社会关系的影响，西方人际交往中人们更倾向于建立一种平等的人际关系。
     社会语言学家把言语当作社会行为，认为它集中反映交际双方的社会地位，社会关系，尤其反映出交际双方的“权势”和“平等”/“一致性”。言语行为作为标志社会关系，尤其是“权势”和“平等性”的关系是各种不同文化中的一种普遍现象，然而，每一文化或社会都有其独自的方式来表示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关系。中西方礼貌与权势关系的差异必然对其各自的语言使用产生影响。在各种言语行为中最能反映出这种文化中礼貌与权势性、平等性区别的大概要算是称呼言语行为。

     4．英、汉称呼语（vocatives）
     人际间的相互称呼语是日常交往最经常发生的沟通人际关系的信号和桥梁。从社会语言学的观点来看，称呼行为（address behavior）具有极其丰富的社会和文化内涵，它可能是社会中权势性和平等性的象征。称呼语不仅具有一般的人际指示功能，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礼貌标记功能。作为一种礼貌标记语（politeness marker），称呼语一方面能够表明发话人对受人的态度，另一方面能够指示交际双方所处的特定的人际关系。
     文化和语用对比研究的成果（Blum-Kulka et al,1989; Wierzbicka, 1985; 祝琬瑾，1992）显示，不同语言有不同的称呼语使用标记语以及传达含意的规约表达方式。根据Brown 和Gilman的研究成果，称呼语的使用有两种范畴：对等式称呼（reciprocal/symmetrical）和非对等式称呼（nonreciprocal/asymmetrical）。对等式称呼语指交际双方都使用相同的称呼语，如双方都使用T（非正式/熟悉）或V（正式/礼貌）；而非对等式称呼语则指交际双方使用不同的称呼语，如地位较高者称呼地位较低者使用T，而地位较低者称呼地位较高者时使用V。（贾玉新，1997）
在交际中，选择用何种方式称呼对方受制于多种因素，同时也因情景等因素之不同而有所区别。在跨文化交际中，礼貌与权势关系的差异决定了交际者在称呼语使用上言语方略的不同，具体表现在关联面子方略与独立面子方略的选择上。下面我们将从称呼代词和称呼名词两方面来分析英汉称呼语在使用上的异同。
     4．1 称呼代词
     you（你）、I（我）是英语、汉语中使用最多的人称代词。英语中，同自己的上级说话或写信时有时也需要用比较尊敬的语气，但并不需要特殊的词语。不论对方年龄多大，级别多高，地位多高，“你”就是“你”，“我”就是“我”，没有汉语中“你”与“您”的区分。汉语中，敬辞或谦辞的使用常常是表现讲话者有礼貌的一种表现。英文中简单的you和I，在汉语中要根据语境、讲话双方的权势与平等关系来采用不同的表达法。对最常见交际情景中英汉表达法可列简表如下：

表1.

     从这个简单的列表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汉语人称相对于英语人称的复杂性。汉语人称突出地体现了中国社会关系中的“权势”关系，英语人称也体现了英美社会关系中的“平等”关系。
     4．2 称呼名词
     中国社会的称呼方略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它受血亲关系、社会地位、职位高低、职业、性别、年龄、地位，乃至场合等各种因素制约。一般来讲，西方人际交往相互称呼时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地位。对等式称呼多出现在地位相当、背景相似的人们之间，且多相互直呼其名；非对等式称呼多出现在双方社会地位有距离的情况下。但是在美国，人们似乎越来越多地直呼其名。子女、年轻人、下属在称呼他们的父母、年长者、上司等都可以直呼其名。这是一种试图消除社会地位差异的强烈愿望的表示，美国的人际关系似乎更加趋于平等。这一点对于讲究礼仪、礼貌的中国人来讲还是不可接受的。现代的中国社会，朋友、兄弟姐妹、同事、平辈之间的关系已基本上“平等”，称呼上已经产生了相应的变化，中性称呼语的使用增多。但在长辈与晚辈之间、上司与下属之间，人们基本上还是使用与“权势”关系相关的敬语。
以被称呼人均为大学教授（John Smith、李宏伟）为例，下表显示英、汉两种语言中与他们关系不同的人们对他们可能有的，也是最常用的使用称呼名词的称呼方式。

     表2.
     
注：表中对等、非对等、关联、独立，分别代表对等式称呼、非对等式称呼、关联面子方略和独立面子方略。

     这个简表显示：在朋友、同事、平辈之间，英汉两种称呼与基本上采用的都是对等式称呼语，交际中使用的时关联面子方略。不同的是，汉语称呼语的方式更为多样化，更能体现细微的人际关系差异；在亲属关系中，汉语称呼语更能体现人们之间的血亲关系，英语直呼其名的情况，尤其是在儿女对父母及晚辈对长辈之间，在汉语中几乎是不存在的。汉语中非对等式称呼较英语突出，独立面子方略的使用也多于英语；在上、下级关系中，英语中既有对等式称呼也有非对等式称呼，面子方略的使用也包括关联和独立两种，汉语基本上体现为非对等式称呼和独立面子方略的使用；在陌生人之间，英汉基本上都是对等式称呼语用的多，但汉语更倾向于使用较正式的称呼语，独立面子方略的使用更多些。相比起来，英语中的习惯更随便，关联面子方略的使用更多些。
     4．3 英汉称呼语小结
     通过对称呼代词和称呼名词的对比分析可以说明如下几个问题：
（1） 汉语称呼语系统远比英语称呼语系统复杂；
（2） 英语称呼语中对等式称呼语使用更多，关联方略更广为利用，人际关系中“平等”更重要；
（3） 汉语称呼语中非对称式称呼语的使用更多，独立面子方略更广为利用，人际关系中“权势”更重要；
（4） 一定的称呼语形式标志着一定的礼貌意义，传达发话人一定的礼貌态度。选用一种称呼语形式也就同时选择了相应的礼貌态度，并为整个交际活动定下了基调；
（5） 称呼语的选择反映发话人对双方社会关系的主观判断，这种判断会在交际中左右发话人的言语行为，决定言语行为的礼貌程度；
（6） 称呼语作为一种礼貌标记语充分展示了不同文化间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上的差异。

     5．结语
     以上我们讨论了中西方礼貌与权势关系方面的差异，并结合称呼语的使用，论证了权 势关系作为影响礼貌系统的一个变量在交际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当然，权势、距离、强加程度三个因素对礼貌系统的影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交场合的不同而变化的。语言礼貌本身就是一个动态概念，存在于现实的交际过程中。言语行为是否礼貌在于具体的交流，“根据环境，发话人能说什么，以及跟据说话人的期望必须说什么。”（Mey, 1993）我们说中国社会中的言语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势”的标记，英美社会言语是“平等”关系的标记。但这不意味着中国人不用言语来表示“平等性”，美国人不用言语来表示“权势性”，这种比较是相对的。跨文化交际中礼貌与权势的关系对言语行为的选择，交际方略的实施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礼貌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但又具有文化特征，不同文化对礼貌行为有不同的要求，不同文化赋予礼貌不同的内涵。要解释礼貌的文化特征，我们需要探讨文化价值观。对不同文化中礼貌与权势的关系的研究将提高人们的跨文化意识，最大限度地减少跨文化交际障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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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何兆熊. 新编语用学概要 [ M ].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11] 贾玉新. 跨文化交际学 [ M ].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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