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一个民族的语言借用、吸收另一个民族的语言，这是语言的普遍现象，但语言的吸收同化功能，及各种语言对外来词语的吸收、消化的能力，存在很大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既有语言也有非语言两种因素．英汉两种语言的外来词在数量、范围、同化速度、产生的历史条件及所反映的民族文化心理等方面形成鲜明对照。在改革开放，外来词大量涌人汉语的今天，这种语言间的对比研究应该对汉语吸收同化外来词有所启迪。
[关键词]外来词，同化功能，文化心理，对比研究
[中图分类号]H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民族间在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时，语言中的某些形式随即从一个民族的语言传到另一个民族的语言，于是就产生了外来词(10anwords)。叶斯帕森说，“没有任何一种语言是绝对纯洁的，我们也找不出一个没有吸收外来词的民族．”
(Growth and Structur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1938，pp.29)萨丕尔也曾指出，由于交际的需要，使说一种语言的人们直接或间接和那些邻近的或文化优越的语言说者发生接触．……要想指出一种完全孤立的语言或方言，那是很难的，在初民社会里尤其少。但不管临近民族间接触的程度或性质怎样，昔遍足够引到某种语言的交互影响．(Language，1921，pp．205)
然而语言的吸收同化功能，即各种语言对外来词语吸收、消化的能力，存在着很大差异．英吉利民族在较短的1500年里吸收了50万个外来词，而汉民族在漫长的6000年中却只借用了1万个外来词。这种语言间的吸收
同化功能差异既受语言因素也受非语言因素的影响．本文将从语言、历史、文化与社会几个角度来分析英汉两种语言中外来词的不同之处，目的是通过对两种语言吸收同化功能的对比找出两种语言外来词差异的原因所在。
一、语言的内部结构与词汇借用
一般认为，英语作为表音文字的特点是其吸收外来词的一大优势。而汉语外来词极少的原因之一是表音文字拖了“后腿”。(黄河清，1989)顾嘉祖对此持不同见解。他认为汉语和英语—样，具有吸收外来词语所必需的语言结构上的可塑性。
英语在吸收、同化外来词语时，在词法结构上的可塑性主要表现为借词与本族词语合成新词和转换词性的可塑性，外来词语进入英语后，迅速与英语词汇结合，组成新词，其同化速度之快，令人吃惊。
汉语在词法上所表现出的巨大的灵活性与英语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首先，汉语没有词尾变化，没有词的变格变
位，在吸收外来词时就可‘放开手脚”，英语在这一点上就远不及汉语。另外，汉语作为表意文字，在音译吸收外来词时，同时也能把意思译过来，如：“幽默”(humor)、“引擎”(engine)、“引得”(index)、“乌托邦”(Utopia)．这些音译双关的译音词就是汉语作为表意文字的特色。此外，还可以利用汉语表意文字的特点，在借词后面加上表音成分，弥补音译词的不足。借词进入汉语后，词性的转换变得十分灵活。
这一切都说明语言结构的可塑性仅为人们提供了吸收同化外来词语的客现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能否变为现实还依赖于创造和使用语言的人们，他们的历史及他们的民族心理。因此，可以说，英汉两种语言在外来词的吸收同化功能上的差异主要受非语言因素的影响。
二、外来词：语言变迁的里程碑
从古至今，外来词一直是英语新词的重要来源。从史前时期英语始祖向罗马人借用street到20世纪向俄国人借用sputnik(人造地球卫星)，外来词很好地折射出英语民族政治、社会发展的历史．
英语语言史从公元449年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及朱特人人侵不列颠岛开始。在此后的700年被称为古英语时期(449—1100)。这个时期基督教的传入和斯堪的纳维亚入侵对英语词库产生巨大影响。英语向拉丁语借用了大量有关宗教的词语，有些至今仍在沿用，如abbot，altar，disciple，martyr，nun，priest等。
中古英语(1100～1500)受1066年诺曼人征服英国这一历史事件影响最深．法语成为英国的官方语言．这种情况延续了300年，一直到14世纪中叶以后，英语才恢复了它应有的地位。但法语词汇大量涌入英语，其对英语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表现在法语借词涉及各个领域、各种活动。例如，政治、法律Jury，justice，government，军事：conquest，sergeant，宗教：confess，divine；衣食：beef，dress，gown，文学、艺术：beauty，image，poet，prose；科学：medicine，surgeon，remedy。
英语从1500年至今被称为现代英语时期。早期现代英语时期也是文艺复兴时期，希腊和罗马文化复苏。英语借用了大量拉丁词汇，主要涉及科学和抽象概念，如chemist，area，theory，education，precise等。同时英语直接或间接从希腊语借用了文学、技术、科学用语，如drama，comedy，lexicon，physics，botany，criterion，tragedy等．
16世纪开始，英语借词语源不断扩展，主要包括日尔曼语族的法语(cafe，attache)、西班牙语(vanilla，cigar,
armada)和意大利语(concert，piano，dome，balcony)。同时英语也向其他欧洲语言借用词汇，如葡萄牙语(caste，pagoda)、德语(nickel，zinc)、荷兰语(dock，freight)及俄语(vodka，tsar)。进入19世纪，探险、殖民、贸易往来使非欧洲语言词汇进入英语，包括澳大利亚语(kangaroo，dingo)、阿拉伯语(sugar，alcoh01)、印度语(coolie，cashmere)、汉语(yamen，loquat)、非洲语(gorilla，zebra)及日语(kimono，tycoon)．
英语是世界上词汇量丰富的语种，这是因为他接受外来语并将其改造成为本国语的能力特别强。英语词汇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灵活性与多样性，英语词汇的增长非常快，而且还在不断的增长．
汉语的历史比英语悠久。汉语外来词源远流长，但纵观中国历史和汉语史，汉语吸收外来词的时期大体可分为“三次浪潮”。
由于受地理位置和交通所限，古代中外交流主要在周边邻近地区，所以古汉语外来词多源手中亚、南亚各民族的语言。酋长、狮子、胭脂、葡萄来自西域，胡同、站借自蒙语，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名来自满语。
从1世纪起，中印交往，尤其是汉末唐初佛教的传人与发展使得大量的佛教用语传人汉语，并对汉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可称是汉语外来词引进的第一次浪潮。这些借词主要来自印度雅语(梵语)，许多来自佛教的用语已成为现代汉语的基本词汇。如：佛、和尚、菩萨、过去、未来、须臾、唯心、平等、因果、长生不老、大慈大悲、县花一现等。明末清初开始，中国与欧洲国家的交往日益增多，西方文化大量传人中国，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对外来词进人汉语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便形成了汉语吸收外来词的第二次浪潮。在这100多年中，汉语外来词吸收的速度、数量、广度远远超过第一次浪潮．典型的例子包括，先令、吨、奥林匹克、华尔兹、安培、阿斯匹林、三明治、耶稣等．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汉语外来词的引进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50年代一边倒向苏联及美国对中国的“封锁”，造成西方印欧词语输入的中止，并为俄语所取代。60一70年代恐怕是中国当代史上最封闭的阶段，中苏关系恶化，“两大阵营”对抗，几乎切断了所有引进外来词语的途径。
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后，随着外来经济文化的涌人，作为载体的外来词也通过开放的闸门滚滚而来，这就是方兴未艾的外来词输入的第三次浪潮．外来词的范围遍及汉民族生活的各个领域．人们晚上看的是“霓虹灯”，吃的是“热狗”，穿的是“T恤衫”，睡的是“席梦思”，用的是“摩托罗拉”，聊的是“电子邮件”……可以说外来词无处不在．
然而，把汉语借词的总量与汉语6000年的历史比较起来，外来词对汉语的影响显然不能被称为汉语发展史上的主流成分。
从上述英汉两种语言外来词历史变迁中可以看出，借词多，有史以来就是英语的一大特点。“整个英语语言史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一个借词组成的链条”。(叶斯帕森，1938，pp．39)与之相反，汉语借词不仅少，且多发生在现代．可以看出，在吸收同化外来词语方面，英语大大超过汉语，汉语外来词词性单一，主要是名词，而英语外来词词性丰富，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因素上的差异是导致外来词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语言的吸收同化功能
1．语言的吸收同化功能与历史影响
大体上说，英汉两种语言借用外来词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亲密借用和文化借用。根据布隆菲尔德的亲密借用理论，高等语是一群享有特权的处于支配地位的人们所使用的语言．他还指出：“在任何情况下，总是低等语特别显著地向高等语借用”．(Language，1965，pp．464)
1066年的哈斯丁之战标志着诺曼征服在英国的开始，从那时起，统治者的语言开始在被征服者的语言中出现。法语也因对英语词汇产生巨大影响。英吉利民族作为被征服者竟能大批的吸收、同化被征服者的语言，足见他们民族心理的开放性。这正符合布隆菲尔德关于亲密借用的理论，英语，即低级语，向法语一等语借用．最终讲高等语的法国人放弃了自己的语言，作为低等语的英语成了全民语言。
中国历史上，汉民族也曾有过外族入侵的历史，其中元朝和清朝最为典型。这两次外族统治对汉语词汇也产生了一些影响，但与英语比起来变化小得多，这种现象可以用布隆菲尔德关于借用同化速度的理论来解释。“另一个(同化)进程缓慢的因素是，被统治的人民文化水平优越，实际上或者传统上认为如此”．因此，当时文化水平高的汉语——低等语，没有向作为高等语的蒙语和满语借用多少词汇。最终蒙古人和满族人放弃了他们的语言，而改讲汉语．
另一个亲密借用的来源是大规模的移民运用．英语在这方面受益非浅，而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像英国那样的移民时期，与英语比起来就少了一个外来词的来源．
宗教和文化思潮的传播是文化借用的主要途径。叶斯帕森说：“宗教对英语的影响非常大。英国对(圣经，的研究和引用比在任何其他基督教国家都多，而且大量圣经词汇也成为英语的常用语”．(1938，即．25Z)
在中国佛教兴盛的唐朝，有许多佛教词汇通过梵文进入汉语。
宗教对英汉两种语言的不同影响表现在，汉语的梵文外来词只在佛教场所使用，而汉族人民只有一小部分信奉佛教，所以梵文外来词虽然进入了汉语，却并不常用。英国人则不同，他们几乎全民信教，拉丁语又是教会用语，人们对它有神圣感，这就是拉丁语大批进入英语的原因。
对英语影响最大的文化思潮当属“文艺复兴”．复古思潮使希腊、罗马文化在欧洲复活，英语受此影响，从拉丁语和希腊语借用了大量词汇。
在中国，鸦片战争后，尤其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汉语吸收外来词最多．但这些外来词有许多现在已不复使用，特别是从印欧语借来的外来词．例如“梵哦玲”、“德律风’早已被“小提琴”、“电话”所取代．英语中这种现象少得多，通常一个外来词被英语吸收后很快便会被同化，编入词典．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英语对外来词的吸收同化功能大大超过汉语，这从借词数量和借用速度上就可以看出．历史条件是决定外来词吸收同化功能的重要因素．
2．语言的吸收同化功能与民族文化心理
萨丕尔说：“借用语言对语言材料的心理态度与其对外来词的吸收有很大关系。”(1921，pp．195)每个民族均有民族心理的历史积淀和深层构筑，任何人都必带有他本国、本民族、本地域的心理遗传基因，这种遗传基因决定着他的精神气质、思维方式乃至行为走向，并因此构成不同国别、民族地域的人的特点和差异．在吸收外来词语时，这种民族的心理特点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有些民族思想比较开放，有些民族则比较保守，这种开放性还是封闭性的民族心理形成了语言间在吸收、同化外来词语功能上的差异．
纵观英语的语言史，英语对新颖别致的外来词语是从不放过机会吸收的。在造新词与借用上英语往往选择后者．英语民族的开放型民族心理反映在，中古英语时期，盎格鲁撒克逊人作为被征服者竞能大批吸收、同化征服者所使用的法语的词汇。更充分地体现在，在英语已具有百万词汇量的今天，英语民族仍像他们祖先那样不受约束地借用语言．
汉语吸收同化外来词语的功能也受民族文化心理的制约．在出现词汇需要的情况下，汉语更倾向于用自己的语言材料造新词．中国历史上漫长的封建统治，闭关自守，使汉民族对于外来词的吸收存在心理上的障碍．害怕出现“滥用外来词语的现象，影响祖国语言的纯洁”，认为音译法不合汉语习惯，只要汉语里有相似意义的词，汉语就不再借用．
种种事实表明，民族文化心理是影响语言吸收同化功能的重要因素．可以这样说，一个民族如能大胆地充分利用客观条件，那么吸收同化外来词语的速度就快，反之，畏首畏尾，顾虑重重，见效就慢．为了丰富和发展汉语言文化，有必要克服保守的民族心理，以开放的民族心理对待外来坷。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英汉外来词在数量、范围、同化速度、产生的历史条件，以及所反映的民族文化心理方面形成极为鲜明的对照。以上论述说明，在语言的吸收同化功能上，非语言因素，即历史条件和民族文化心理，比语言因素，即语言的内部结构，更为重要．外来词的产生并非仅仅是单纯的语言现象，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这就决定了研究外来词的重要性与研究的难度。随着世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交流日益增多，外来词将成为更加重要的语言组成部分，对外来词的研究也更为紧迫。研究外来词不仅需要有坚实的语言学功底，并且要有史学、哲学、宗教、艺术等广博的文化修养，更需要严谨的治学精神，本文是这方面研究的大胆尝试。对比研究的意义还在于通过对比所带给我们的启迪．勿庸置疑，对比研究同样有益于语言教学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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