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法利夫人》在灰暗的外省乡镇背景下，小说展开了爱玛从农家少女到成为包法利夫人后，如何一步步走向灭亡的描写。

爱玛出生在乡村，接受的却是贵族化的修道院教育。幻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是爱玛悲剧的起点。她不满与包法利的平庸婚姻，努力追求浪漫爱情，结果却是不断堕落。作家展现了造成包法利夫人悲剧的罪恶的社会现实——虚假的面孔、腐化的风气以及金钱的力量等等。

爱玛的悲剧是个人的，更是社会的。围绕着她“红杏出墙”而显露的各色面孔，构成了外省丑恶腐败的风俗画面。福楼拜通过这些形象，反映出包法利夫妇的悲剧必然性。

小说通过苔丝一家的遭遇，具体生动地描写了19世纪末资本主义侵入英国农村后小农经济解体以及个体农民走向贫困与破产的痛苦过程。苔丝不但受到农业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而且受到了亚雷和克莱的压迫。亚雷对代表新兴资产阶级，他压迫更多表现为人身迫害，而克莱代表传统道德，他的压迫则更多地体现为道德和精神的折磨。他与亚雷对苔丝的迫害，本质上并无区别。因此，苔丝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小说通过对一个无辜少女备受迫害的描绘，对资产阶级社会及其法律、道德和虚伪的宗教作了有力的揭露，提出了强烈的控诉。

苔丝具有劳动妇女一切美好的品质：坚强、勤劳而富于反抗性。但是，她生活在新旧交替时代，出生在一个没落小贵族世家的农民家庭，残存于农民身上的某些旧道德观念和宿命观点，都对她的思想意识产生影响。她把人生的苦难归因于命运作祟，所以常常陷入自悲自叹和悲观失望。这里体现出作家在《德伯家的苔丝》中表现出的命运观念。在哈代的笔下，苔丝的一生都充满着偶然性和命定的色彩，仿佛在她人生的每一个时期，都有偶然的因素将她推向悲剧的结局。同时，小说中还出现一些神秘的因素，表明苔丝的悲剧是命定的，这都体现了作者浓厚的宿命论思想。

安娜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想的贵族妇女。她不满于封建婚姻，追求真挚自由的爱情。作为一个贵族社会思想道德的叛逆者，安娜追求的虽然只是个人的爱情自由，采用的也只是个人反抗的方式，但她勇于面对整个上流社会，誓死不做虚伪的社会道德的俘虏，这对当时的贵族资产阶级社会，具有深刻的批判揭露意义。

托尔斯泰由于世界观的矛盾，在同情安娜不幸遭遇的同时，又从宗教伦理观念出发，谴责安娜缺乏忍让的宗教情感，没有尽到做妻子和母亲的责任。为此，作家采取对比的方法来表达对安娜爱情和背叛家庭的矛盾态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安娜及其悲剧的批判力量。

选材方面，作家善于从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人和事取材，甚至通过一些平凡小说说明大道理；结构方面，简括精练，作品中人物不多，情节简单；另外，叙述简洁，用语明确，没有冗长的描写，不作罗嗦的对话，不用作者发议论。

娜拉的性格起初表现为无忧无虑、单纯任性。但随着剧情的发展，娜拉的形象不断发生变化，最后在观众面前的是一位性格坚定、意志坚强、吃苦耐劳的女性。

从品行方面看，娜拉是一个善良、诚恳的女性；在爱情观念上，娜拉爱情的最高理想就是为所爱的人甘愿舍弃一切，甚至生命。

正是因为娜拉的性格及观念、理想与丈夫及其时代产生很大的差异，所以她才能有毅然离家出走的行为。离家出走显示出娜拉坚决摆脱玩偶之家的决心。她要以自己在社会上寻找到位置证明女性应有的权利，更证明女性具有行使权利的能力。

首先，选材方面，避免大题材，注意从日常生活入手，选择最贴近人们感觉的夫妻关系、家庭事务中出现的问题，作为表现主题的切入口。

其次，在戏剧情节结构方面，作家为避免戏剧体裁作品本身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局限，采取了对戏剧前情由剧中人在谈话过程中随时交代的方式。

第三，善用伏笔。剧作发展过程中的许多情节都不只是对前此剧情的延续，更是对以后剧情的铺垫。从而使得剧情紧密，跌宕。

作家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出发，以同情的笔调写出处在奴隶地位的黑人的悲惨生活，谴责了蓄奴主的暴虐和种族歧视。黑奴吉姆身上体现出许多优秀品质：勤劳朴实、热情诚实、舍己为人，是个高尚、可爱的黑人形象。这反映出作者的进步思想。

小说的另一位主人公是白人少年哈克。他为了摆脱家庭的束缚，求得自由生活，逃亡在密西西比河上，与吉姆相遇后，二人成为挚友。最后，经过激烈的斗争，哈克机智地把吉姆救出险境，使吉姆得到自由。在哈克的身上，表现了作者所追求的没有种族歧视、人人平等的民主社会的理想。

《复活》充分体现了托尔斯泰对沙皇俄国社会的深刻认识，也反映了作家对解决社会矛盾的深切思考，同时，托尔斯泰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中也透露出作家的历史局限性。

1.《复活》激烈地抨击了沙皇专制国家制度。作者没有仅仅写出个别官吏的昏庸与冷酷，而是写出了整个沙皇专制制度的反人民本质。作者通过聂赫留朵夫为玛丝洛娃上诉奔走，直到大理院，但冤狱始终得不到解决的情节，对从地方到中央，外省到首都的法律、法庭、官府、监狱等各个机构的反人民性做了有力的揭露。

但是，托尔斯泰否定反动暴力的同时也否定革命暴力，批判沙皇专制制度，又反对用暴力推翻它。托尔斯泰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批判及其局限，反映了第一次俄国革命准备时期千百万宗法制农民的强烈仇恨和政治素养的缺乏。

2.《复活》对沙皇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官方教会的伪善、欺骗和诡诈发出愤怒的谴责，揭露了宗教仪式的欺骗性，神甫和教堂执事的利己主义，宗教议长的罪恶。托尔斯泰撕下了神圣宗教的外衣，指出宗教是少数人发财和愚弄人民 的工具。对官方办的教会，托尔斯泰毫不留情的加以否定。

但是，托尔斯泰并不反对宗教本身，他鼓吹的是“心灵中的上帝”。在他看来，民间的宗教才体现了真正的基督精神。列宁对托尔斯泰的这种宗教观念持否定的态度，说托尔斯泰在否定官办教会的同时，却鼓吹一种新的宗教，即用一种清洗过的新毒药来麻醉人民。

3.《复活》细致地描写了破产农民的惨境，激烈地否定地主土地占有制。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俄国广大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托尔斯泰追根究底地找出群众灾难的原因，“那就是，惟一能够养活他们的土地，却给地主从他们手里夺去了。”“眼前地主们却跟狗占马槽子一样，自己不会利用土地，又不肯让会利用的人去利用土地。” 托尔斯泰在否定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同时，提出的改革方案却是改良主义的。《复活》对地主土地私有制的批判，反映了当时俄国农民对土地的强烈要求。但他提出的改良的主张，却不能真正解决俄国农奴制社会的问题。

4.《复活》还猛烈地批判了资本主义。作品描写了资本主义势力渗透到农村，老百姓成群地赶到城里来，成为资本家的廉价劳动力，供他们榨取。致使“有些人的境况比在乡下还要糟，比乡下人还要可怜”。作者以此表现对资本主义否定的态度。

但托尔斯泰是从农民生活的旧基础、旧宗法关系和道德规范被破坏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因而对资本主义的进步性也加以否定。

聂赫留朵夫是托尔斯泰笔下探索主人公的形象。

贵族出身的聂赫留朵夫在青少年时代接受的是进步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但社会的恶劣风气严重地影响了他，使他不自觉地成为这个罪恶社会的一份子，对玛丝洛娃犯下罪过，他却毫无罪恶感。

在法庭上遇见玛丝洛娃，是聂赫留朵夫思想发展的分水岭。精神的人在他身上开始觉醒，重新战胜兽性的人，使他的灵魂“复活”。

聂赫留朵夫的精神复活大致可分三个阶段。首先，他的精神“突然”觉醒，开始思考自己和社会的问题。

和玛丝洛娃结婚，是他精神复活的重要步骤，而这也经过复杂的内心斗争。他经过几次自我斗争，终于认识到自己才是玛丝洛娃的罪人。

灵魂的觉醒使聂赫留朵夫对习以为常的一切都有了新的看法，从而逐渐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他屡次来到监狱，看到了这里的黑暗，还认清了关在这里的人大半是无辜的，于是不仅改变了自己的阶级偏见，并且对发明和实行这种监狱制度的人感到了愤慨。他已开始感染上人民的思想感情了。

其次，聂赫留朵夫的灵魂在逐渐“复活”，他的宗法制农民的原则逐渐战胜贵族阶级的原则，他的社会探索也前进了一大步。这首先表现在土地的处理方法上。经过思想斗争，他毅然决定将土地交还给农民。

当他正视贵族们的残酷、贪婪、伪善、卑鄙、自私、淫荡和无耻后，他已经不能忍受这种罪恶，断然在思想上同本阶级决裂。他指责贵族的虚伪，指出，法院无非是维护有利于我们阶级的现行制度的工具，犯罪的原因在于社会环境；刑罚是残酷、不合理的，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废除地主土地占有制。这表明，聂赫留朵夫已与本阶级彻底决裂。

与统治阶级诀别的过程，就是他接近人民的过程。他为无辜的人民奔走，分尝他们的苦难，都表明了他与人民的接近。

不过，这接近的过程也充满曲折，利己主义一再冲击他。作家写出他为犯人奔走的过程中怎样逐渐克服了利己主义。他不仅同情人民，而且把他们作为优良道德品质的代表而表示敬爱了。于是，他要学习他们，要到西伯利亚去，在劳动中改造自己。

第三，聂赫留朵夫的精神复活是以最后在《圣经》中找到灵魂的归宿而告终。

聂赫留朵夫灵魂虽然觉醒、却找不到明确方向。最后，他在《圣经》里找到精神探索和社会探索的答案。于是，他在修身和不抗恶中找到人生的归宿。

托氏在《复活》中完成了一系列探索人生意义的主人公所走过的道路。在《一个地主的早晨》里，聂赫留朵夫在这条道路上迈开了第一步，在《复活》中，他走完了全部人生历程——他在上帝面前“复活”了。他又重新获得了要“博爱”、“勿以暴力抗恶”、“道德自我修养”的“真理”。这个真诚忏悔、寻找人生出路、并且复活的聂赫留朵夫，是托尔斯泰式的理想人物，成为托尔斯泰主义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