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一生没有离开格尼斯堡，每天生活极有规律。他每天下午都要在一条街道（它后来被命名为 “ 康德小道）上散步，他准时到这种程度，以至当地居民按照他出来的时间校正手表。但是，他那刻板和平静的表面生活与他的丰富多彩而又充满着革命思想的内心世界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在普鲁士这个边远小城，注视着世界的最新发展，讨论着时代的前沿问题。他在创造了深刻反映启蒙精神的批判哲学之后，又明确地提出了 “ 什么是是启蒙运动 ” 这一至今还吸引着哲学家的问题；他一生中只有一次离家到一个一百公里外的城市旅行的经历，便他却像一个阅历丰富的旅行家那样，在人类学著作中对各国风土人情做了详细而生动的描写；他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但他的理性宗教观却被普鲁士政论指责为 “ 歪曲蔑视《圣经》和基督教的基本学说 ” 。康德是卢梭的崇拜者，他与卢梭一样，是一个平民哲学家。他说： “ 我生性是个探求者，我渴望知识，急切地要知道更多的东西，有所发明才觉得快乐。我曾经相信这才能给予人的生活以尊严，并蔑视无知的普通民众。卢梭纠正了我，我想象中的优越感消失了，我学会了尊重人，除非我的哲学恢复一切人的公共权利，我并不认为自己比普通劳动者更有用。 ”
　　《纯粹理性批判》发表之后，康德成了青年学生向往的导师，政府也不断向他咨询各种问题，但为了捍卫思想自由，他不顾政府的禁令，在退休之后发表了《学院之争》（ 1798 ），继续讨论宗教问题。
　　 人们为常说，康德的生平就是他的著作。康德的著作以 1770 年为界，分前批判时期和批判时期；批判时期的著作又分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著作。理论哲学的著作有《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或 A 版， 1781 ；第三版或 B 版， 1787 ）和它的简写本《未来形而上学导论》（ 1783 ）；实践哲学的著作有《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 1785 ）、《实践理性批判》（ 1788 ）、《完全在理性范围内的宗教》（ 1793 ）和《道德形而上学》（ 1797 ）等。他的《判断力批判》是一部内容特殊的著作，其中关于审美判断和目的性判断的论述可以解释为联系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媒介，也可解释为前两部批判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