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的未来命运如何？或者说，教育学是否终结？这是教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不仅关系到如何评价教育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而且还关系到对教育学未来命运的探测。
　　在这一问题上，有两派针锋相对的观点：一派认为教育学应该终结（吴钢：《论教育学的终结》，《教育研究》，1995年第7期，下称吴文），另一派则刚好相反（郑金洲：《教育学终结了吗？——与吴钢的对话》，《教育研究》，1996年第3期，下称郑文）。其争论的焦点落在这样两个问题之上：第一，自本世纪以来，教育研究已突破了赫尔巴特模式并走向分化，这一客观现象是否意味着教育学的终结？第二，返诸我国教育理论研究80年代以来的三大取向，即体系问题、逻辑起点问题、元教育学问题，是否表明研究已走入误区？换言之，如何评价这十几年我国教育理论的研究现状？
　　就第一个问题来看，吴文认为，所谓“教育学”，就是指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研究范型，这一范型作为一种传统，在今天仍旧以“教育概论”、“教育原理”的面目得以延续，并获得了广泛的表达。但由于它既无“研究范围”又无“分析框架”，且始终“为哲学和心理学所带动”，因此，今天在面临着各种分支研究的侵入之下，除了剪贴各种研究成果之外，其理论价值已萎缩，理当“终结”。而郑文则对此提出异议。郑文的核心在于，它一方面肯定这种分化的研究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另一方面则认为吴文只见“分析”，不见“综合”；分析是研究的进化，但综合更是研究的深入，“综合”将会使“教育学”非但不会遭遇终结的命运，反而能更上一层楼，使其因凌驾于各分支研究之上而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郑文的“教育学”实际上不仅指称着“分支研究”，而且还通过对“师资培训”、“综合”等功能的重申而将传统的教育学范型保留下来并在新的条件下重建自身。
　　就第二个问题来看，吴文首先将矛头指向“体系”问题。它认为，“体系”的本质在于学科的分析框架，假如教育学的确不存在稳定的分析框架，那么，此问题应该免谈，否则只能是各种知识的散漫组合，即“剪贴”。然后，吴文认为“逻辑起点”问题是对《资本论》思路的仿造，并断言“模仿的开始就是学术创造性的结束”。最后，吴文认定元教育学研究只是“咀嚼老问题”，因而毫无新意可言。总而言之，此之谓“误区”。对此，郑文认为，吴文的判断源于对我国教育学生长与发展“自身所处的背景”的无知，这种无知使得其判断失去了历史与传统内容。实际上，这三大问题是相互联系并逐步推进的，它们体现了我国教育理论研究的理智探索进程，不管结论如何，是有其价值的。而吴文那种断然地与传统决裂的态度是不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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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吴钢：《论教育学的终结》，《教育研究》，1995年第7期；郑金洲：《教育学终结了吗？——与吴钢的对话》，《教育研究》，1996年第3期；周浩波：《论教育学的命运——与吴钢、郑金洲商榷》，《教育研究》，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