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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的公共性日益突出
资本主义社会初期，教育的阶级性还是比较明显的，主要为新型的资产阶级服务，不反映或很少反映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但是，随着大工业生产的发展，随着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对教育权的争取，随着现代社会管理方式的变化，教育的阶级性越来越不合时宜，越来越受到来自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方面的批判。在此情形下，教育逐渐成为社会的公共事业，成为社会的公共话题，也成为政治家们优先考虑的社会问题。例如，随着现代教育的普及，人的受教育权利不断扩大；而为了保障人的受教育权利，现代社会已经并在继续作出巨大的努力。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12月10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不仅把儿童的受教育权看作基本人权和生存权的一部分，而且规定“教育应以充分发展人格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为目的”。1959年11月20日第1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关于儿童权利的国际性条约──《儿童权利宣言》，对儿童受教育的权利进一步作了规定，不仅强调了儿童的权利，而且强调了双亲、社会、国家应承担的义务；不仅强调了教育的社会需要，而且强调了儿童的身心发展需要。1989年11月20日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进一步强调了儿童生存、发展和受教育的权利。保障“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使教育的公共性日益突出，这是现代教育的一个重要进步。
3.教育的生产性不断增强
在现代社会，随着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从事生产的劳动者就需要有一定的科学知识和技术。马克思曾说：“建立在机器工业上的生产力，……整个生产过程不是靠生产者的技巧，而是科学在技术上的应用。”这就决定了现代社会的学校教育，在教育目的上既要培养统治和管理人才，又要培养大量的劳动者；在教学内容上增加科学技术教育的分量，提高科学技术教育的地位，使之成为现代教育的中心；在教学方法上，要采用与教学内容相适应的演示、实验、实习等方法。这样，学校教育日益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之萌发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惟一方法。”
现代教育与生产劳动的逐步结合，促使现代教育成为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手段，也成为科学知识再生产和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手段，对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和增加社会财富起着重要作用，因此，现代教育具有明显的生产性。现代教育的生产性和经济功能得到了世界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教育改革因此被看作是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条件。许多国家都把教育看作是一种生产性事业，加大对教育的投入，积极发展教育事业，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同时，许多国家的经验也证明，优先发展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发展的有力保证。
4.教育制度逐步完善
现代教育兴起以后，特别是在公共教育制度形成以后，随着学校大量增加，需要确定一定的规范作为衡量学校工作的尺度，并在学校职能健全以后解决上下级别学校衔接、不同类型学校分工以及办学权限之类的问题。于是，学校制度、课程设置、考试制度等措施应运而生，促使现代教育向制度化的方向发展：现代教育的早期，以班级教学代替个别教学，出现了制度化教育的端倪；教育系统的形成，教育事业的普及，推动了教育“制度化”的进程；教育研究的进展与教育经验的积累，使“制度化教育”趋于成熟。
随着教育“制度化”的实现，在教育系统中，各级各类学校、社会教育机构及教育实体内部的教育活动、教育过程，都形成一定的标准。在教育系统、教育实体与教育过程中，按标准和规则操作，并逐级实行规范管理，从而尽可能排除了教育系统、教育实体和教育过程以外的干扰，尽可能排除了人为因素的干扰，使教育活动有序地开展。这样，就使教育事业不免带有同其他“制度化”事业共有的特征：一是划一性，即标准化，导致正规教育“十分死板”；二是封闭性，即以自身特有的标准、规则和规范，构筑壁垒，形成对其他系统、其他实体和其他过程的排他性，导致正规教育“十分狭隘”。如何克服制度化教育的划一性和封闭性带来的消极影响，是现代教育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未来教育
未来社会人类将进入“自由个性”的发展阶段。所谓“自由个性”，是指人不仅摆脱了“人的依赖关系”，而且摆脱了“物的依赖性”，从而真正独立地、自由地存在和发展自身，按照自己的个性特点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和活动。人真正成为自身发展的主人。
自由个性的实现，是以共产主义的社会关系体系为依托的。而共产主义的社会关系体系，首先是要从根本上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消灭阶级对立和阶级剥削，代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联合劳动，并且将废除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以产品经济形式代替商品经济形式。马克思所设想的这种共产主义的新型社会关系体系及其产品经济形式，是以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客观基础的。他明确写道：“这种联合不是任意的事情，它以物质和精神条件的发展为前提。”这种物质和精神的条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取得的生产力发展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而达到的。对于“自由个性”本身来说，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物质文化条件的充分具备，无疑也具有直接的意义。马克思在提出“自由个性”这一范畴时，强调它是以“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为基础的，这里至少包含两层意思：首先是必须具备应有的“社会生产能力”；其次是这种生产能力应该在新的社会关系体系下为人们所掌握，成为真正为“自由个性”服务的“社会财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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