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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学生以学习间接经验或读书为主，并不意味着直接经验或活动不重要。事实上，学生学习间接经验必须以一定的直接经验为基础，没有一定的直接经验，学生就难以掌握间接经验。陶行知先生作过一个精辟的比喻：“接知如接枝”。他说：“我们必须有从自己的经验里发生出来的知识做根，然后别人的相类的经验才能接得上去。倘若自己对于某事毫无经验，我们决不能了解或运用别人关于此事之经验。”在教育过程中，学生学习的间接经验、书本知识一般表现为概念、原理、定律和公式所组成的系统，主要是一种理论知识，是比较抽象、不容易理解的东西。学生要把这种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转化成自己的知识，就必须以自己在以往的活动中积累的或在现时的活动中获得的直接经验为基础。否则，学生就容易误人“读死书”、“死读书”的歧途。
间接经验的掌握虽然要以直接经验为基础，但间接经验反过来对直接经验也有重要的制约作用。一个人之所以不能离开间接经验而只靠直接经验生活，不只是因为直接经验的范围有限，人不能事事都去直接经验，更重要的是因为离开了间接经验，直接经验就无法独立形成。认识论中的图式理论、心理学中的定势理论、科学哲学中“观察渗透理论”的名言，都说明了间接经验对直接经验的制约作用，这也是我们强调学生要以学习间接经验或读书为主的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在读书与活动的问题上越来越趋于接近而不再各执一端，尽管间接经验和直接经验在教育过程中都起着重要作用，但我国近几十年来的教育在处理间接经验与直接经验、读书与活动的关系时，实际上一直在走极端。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把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置于教育的首位。当时提出批判的所谓“三中心”（“书本中心”、“教师中心”和“课堂中心”）的核心问题就是“书本中心”。针对1958年以后出现的否定读书的倾向，60年代初期进行了教育调整。在这次调整中，制订了大、中、小学的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课堂教学是教学的基本组织形式，教师在教学中起主导作用。但在实施这些工作条例的过程中又逐渐出现了只注重读书而轻视活动的另一种倾向。到了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教育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读书被基本否定，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几乎代替了学校教育的全部工作。1977年以后，教育开始获得新生。但是，由于在教育思想和教育理沦上未能弄清读书与活动的关系，加上“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教育出现了关起门来加班加点地读书的倾向，学校里必要的教学实践活动、生产劳动、社会活动及其他课外活动普遍受到忽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在1958年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两次以活动代替读书的倾向，并不是一种自觉的教育行为，而是政治等社会因素作用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我国教育中的政治性活动与西方教育中的那种注重儿童的兴趣和主动性的活动是不一样的。不难设想，如果没有政治的不正常干预，我国的教育有可能一直偏于读书的一端，且不说我国具有“唯有读书高”的传统。根据我国教育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在处理读书与活动的关系时，当前我们应该适当突出强调直接经验或活动在教育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当然，直接经验或活动应该有利于学生更好地学习间接经验和书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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