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思想武器是人文主义，它也是这一时期资产阶级进步文学的中心思想。这一思想的核心就是对“人”的肯定。

首先，它强调用人性反对神权。他们竭力歌颂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的力量，认为人有理性，有崇高的品质，有无穷的求知能力，可以创造一切。由此来反对教会的神权论。

其次，用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人文主义者提出“个性解放”的口号以对抗教会的禁欲主义，肯定现世生活，认为现世幸福高于一切，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个人自由和个人幸福。

第三，用理性反对蒙昧主义。人文主义者鼓吹理性，重视人的聪明才智。他们认为人之所以高贵，正在于人有理性。

第四，拥护中央集权，反对封建割据。资本主义发展要求有安定统一的环境，由此，人文主义者提出的政治要求，就是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以民族为基础的统一的国家。

《堂吉诃德》（1605-1615）是一部讽刺灭亡了的骑士制度的长篇小说。作者写这部小说的本意是“要世人厌恶荒诞的骑士小说”，并“把骑士小说的那一套扫除干净”。但这部作品中展现出的广阔社会画面和表现的丰富思想早已超越了这一界限。

小说以恢复古代的骑士道来扫尽人间不平的主观幻想与处在资本主义兴起阶段的西班牙社会的丑恶现实的矛盾作为情节的基础。作者以讽刺夸张的手法，巧妙地把堂吉诃德的荒诞离奇的幻想与苦难中的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西班牙社会现实结合起来，以史诗般的规模，描绘了这个时代的广阔的社会画面。作者以犀利的笔锋对西班牙上层统治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嘲骂，对人民的苦难寄予深切的同情。

桑丘·潘沙与堂吉诃德是既对立又互为补充的形象，他的特点是讲求实际。由于长期受教会蒙蔽和封建思想影响，他目光短浅，狭隘自私。这些弱点随着情节发展逐渐消失，而西班牙农民的机智、善良和乐观精神在桑丘身上逐渐放出光辉。

堂吉诃德是一个患“游侠狂想症”的人文主义者形象，这就使这个形象具有了喜剧与悲剧的双重性格。

在这黑暗腐朽、贫富悬殊的社会里，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不畏强暴，不恤丧身”、立志扫尽人间不平的喜剧性人物堂吉诃德。堂吉诃德由于读骑士小说入迷，将文学作品中的荒唐情节移植到现实生活中。当他看到社会的诸多不公时，他就一心要通过游侠骑士的做法扫尽人间不平。小说中有许多这样荒唐可笑的情节，比如，他带着幻想的骑士狂热，把风车当巨人，把穷客店看成了豪华的城堡，把理发市的铜盆当成魔法师的头盔，把羊群当作军队，把苦役犯当作受害的骑士。可是，他善良的动机，非但没有获得良好的结局，相反却给人们带来灾难，得到的是害人的恶果。堂吉诃德用过时的骑士精神来拯救现实社会，被人认为精神错乱，无法接受，因而他的所作所为成了笑柄，他本人也成了一个夸张的、滑稽的、喜剧性的角色。

但是，读者要特别注意的，不是堂吉诃德的荒唐可笑，而是在他荒唐行为背后的动机。堂吉诃德身上体现出的，是他锄强扶弱、维护正义、疾恶如仇、见义勇为的英雄气概，是他为了追求自己的正义理想而置自身危险于不顾，愿为社会而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的高贵品质。因而，堂吉诃德不是一个简单的喜剧性角色，他更是一个不为时人所理解、精神追求高于同时代人的悲剧性人物。

在行动之外，堂吉诃德还有深刻的思想表达。他的言论体现了深刻的人文主义思想。只要不谈骑士道，他在学识上非常渊博，对社会的批评，对战争、法律、道德、文学艺术的看法都具有远见卓识，闪耀着人文主义的思想光辉。他追求的是平等而无私欲的“黄金时代”，他渴望成为的“游侠骑士”实际上特是人文主义的理想人物。

总结堂吉诃德这个人物，我们看到了他的矛盾性。堂吉诃德穿着古代骑士的甲胄，脑袋里装的却是人文主义思想；他手中提的是中世纪的长矛，进攻的却是火枪、大炮盛行时代的西班牙现实社会；他清醒时是一个学识渊博的智者，糊涂时又是一个乱冲乱杀的疯子。他时而清醒，时而糊涂，这些极为矛盾的现象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就构成了他的复杂、丰富的性格。

作为世界文学中的一个成功形象，堂吉诃德的名字已经成了普通名词，成了脱离实际、耽于幻想、主观主义的同义语。

哈姆莱特是一个处于理想与现实矛盾中的人文主义者的形象。起初，他是一个充满人文主义理想的青年王子，对天地万物、人、社会都寄予了美好的理想。在他看来，人世间是一座美好的花园， “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那时他是一个“快乐的王子”。他以人文主义观念指导他的爱情和友谊。

其次，现实的丑恶和严酷打破了他昔日的梦幻，他的人文主义理想和信念破灭了。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造成了他行为上的犹豫，这就是文学史上所说的“延宕的王子”。

第三，哈姆莱特在复仇行动上的犹豫，从社会学角度上，是由于他所面对的社会邪恶势力过于强大，作为新兴资产阶级代表的哈姆莱特还不能胜任“重整乾坤”、改造社会的历史重任，因而他的复仇以及他的悲剧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但是，哈姆莱特形象的深刻、复杂性及艺术魅力还有待于在哲学和艺术层面上的阐释。残酷的现实使他认识到，人并不像人文主义社所颂扬的那样如神一般圣洁，相反，人的情欲在失去理性规范的制约后会产生无穷的“恶”，社会也就趋于“混乱” 。在理想破灭后的哈姆莱特眼中，人的心灵是阴暗污浊的，人在本体意义上是丑恶的。这种认识虽嫌偏激悲观，却有其历史的深刻性和艺术的概括性，因为这实际上隐喻了文艺复兴时期在个性解放的口号下人们“为所欲为”、一味放纵情欲带来的罪恶。哈姆雷特的犹豫不只是找不到复仇方法时产生的矛盾心理，而且是他感悟到人的渺小，人的不完美，人生的虚无时那迷惘与忧虑心态的外线，同时也是欧洲文艺复兴晚期信仰失落时人们进退两难的矛盾心理的象征性表述。哈的形象身上所表现的关于人性复杂、人性悖谬的思想，成了近代以来欧洲文学关于人的问题思索的基本指向。

在结构方面，作品展开了三条“为父复仇”的情节线索，使哈姆雷特、雷欧提斯和小福丁布拉斯的三条复仇线索相互穿插和衬托，从宫廷、深闺到墓地等场景都在剧中出现，而多种线索交织中，又始终主次分明，错落有致。

在人物塑造方面，作品中出现了一系列鲜明的形象，特别是哈姆雷特的性格丰富性及其内心的层层矛盾，使其具有特殊的魅力。

在语言上，莎士比亚表现了大师的风范。他将无韵诗体与散文、有韵的诗句、抒情歌谣等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