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领导环境的含义

领导环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领导环境是指领导者所在的组织，广义的领导环境是指组织及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外部条件的总和。我们这里取广义的概念，领导环境是指领导者的工作环境、各种因素、条件的总和及其发展态势。

领导环境亦称领导情境、客观环境、生态环境，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领导环境的外延和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领导者所在的组织不再被彼此誉为工业社会中的“机器”，而是被比喻为信息社会中的“网络”。领导环境的基本含义有以下三点：

（1）领导环境既包括客观的物质因素和条件，又包括主观的精神因素和条件，如人的思想、心理活动、精神状态等，他们都是领导者认识和实践的对象。环境还是一种态势，其各个方面的条件、因素都处在动态发展中，由此派生出诸多矛盾和变化，形成领导者及其追随者客观上面临的新任务、新问题。追随者在领导环境中，既是领导者认识和实践的课题，又和领导者共同构成领导活动的主体，以改造客体的领导环境。

（2）领导环境是一个多层次的开放的有机系统。首先，它是指领导者所在的组织系统。其次，它包括领导集体即指挥子系统在内。再次，它还包括上下左右各类相关系统，如上级领导单位、下属单位、横向纵向与之发生各种工作联系的部门和人员等。领导者就是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开展“内政外交”的领导活动的。最后，它还涉及整个国家、社会乃至国际环境的大系统，这都制约和影响着领导者及其领导活动的内容与方式。一般地说，领导层次越高，面对的领导环境也越大、越复杂，变化越难掌握，随机性也越大。

（3）领导环境中包含着组织特有的工作任务，这是领导环境中的重要内容。社会中每个组织都有其特定的工作任务，它是组织存在的依据，也是组织成员凝聚到一起的基本条件。所以，领导者所面对的领导环境，当然包括客观的工作任务在内。领导者的责任，是把它改造提升为主观上清晰的领导目标，并率领追随者完成组织任务。

二、领导环境的影响因素

对公共行政领导者来说，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领导环境，通常是从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几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1.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是指公共行政组织者所管辖和治理的地理空间，它包括地形地貌、山川河流、大气气候、自然资源、土地面积等。具体到中央政府，它的自然环境包括该国所有的国土空间。这是领导者进行战略规划和领导行为的基础，在正常情况下，行政系统应该和自然环境保持和谐，领导者应该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把保持生态平衡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础。更进一步，有些非政府组织如绿色环保组织则更加关心自然环境。

2.政治环境

政治环境主要是指公共行政组织所面对的国家政治制度，如国家政权的性质和组织形式、阶级关系、政党制度，尤其是国家领导体制。公共行政是政治活动的一部分，是执行国家意志的，因而政治环境对领导者行为有着直接作用，尤其是对领导者思想和伦理、领导绩效考评和晋升奖罚等方面的作用更直接。无论是强调政治与行政分开，还是强调政治与行政合一，政治环境都是决定公共部门领导合法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3.经济环境

经济环境主要是指作用于公共行政组织的物质技术和经济制度，即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经济基础。公共部门负担着国家税收政策的制定与税金的收缴，负责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领导者和公共部门都必须用尽可能少的经济投入提供尽可能多的优质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这就是说，物质技术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行政管理的效率和水平，而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对领导者的绩效和反应力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更是如此。

4.文化环境

广义的文化包括科学技术、信息传播、宗教文明、伦理道德、历史传统、思想意识形态等；狭义的文化一般是指公共部门作为组织时的组织文化，也被称为“文化网络”，包括常规工作程序、组织标志（商标、徽章等）、控制系统、权力结构、正式的组织结构等。公共行政组织，都存在于某一文化环境之中，如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和儒家文化等。从宏观的角度来看，领导者处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必须与周围文化环境相协调，文化环境对他们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多元化的环境中，领导者需要回应全球的多元文化。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应该关注本组织的文化建设，它和组织结构一样重要。

5.社会环境

人口、民族、社区等构成公共行政组织的社会环境。国家和社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公共行政必须考量的。社会，尤其是由有参政议政意识和能力的公民组成的公民社会，制约和影响着公共行政组织。公民社会的成熟程度决定着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对它的管理和干预程度。公共行政领导者应该注意社会各阶级、集团、民族和社区的利益与偏好，才能制定好政策，如人们对廉政的看法、对环保和绿色食品看法，还有社会的稳定程度、社会对政府的态度等。公共行政领导者应该服务于社会，关注社会舆论，接受社会监督。

三、领导环境的变革

领导环境总是处在发展变动之中，当前社会生活中一些变化引人注目，正在深刻的改变着领导环境。领导者既要认识，又要适应，更要因利势导，主动变革领导环境，是领导者自身、追随者和领导环境跟随时代一起提升。

首先，领导者和追随者应该看到全球一体化与多元化的矛盾。詹姆斯·M·库赛基和贝瑞·Z·波斯纳在“成功领导人”一书中，同时提出“我们都是相互关联的”和“世界是支离破碎的”两个命题。一方面，科学技术已经将世界转变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地球村，世界正在由于资讯的发达和经济的发展而成为一个整体；另一方面，全球也出现了区域化的现象，造成政治多元化，诸多文明的冲突更加明朗化。总之，全球一体化和多元化造成了多元主体在同一个空间激烈竞争的矛盾。“当置身于充满竞争的国际市场环境，你才能够客观的看待跨国战略领导和管理，并体会它的确切含义。”

其次，领导者和追随者应该看到新的社会契约和组织的变化。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知识更新、科技进步使得许多组织解体和消失，过多的人员特别是知识更新跟不上的人会被解雇或转移到其他行业或部门。许多公共部门和民营组织都在以前所未有的脚步进行裁员，缩小规模，并将事业集中在包围少数的产业上。越来越多的工作人员都是临时约聘，终生雇用的员工则在减少，人们在短期内可能更换较多的工作。事实证明，对组织与领导的忠诚和就业保障在这个风雷激荡的时代像许多珍稀物种一样绝迹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契约。②查尔斯·汉迪认为，未来是超乎想象的，“组织并非像过去那样是一种有形的、实在的、具体的场所”，“ 事实上有些组织无异于契约箱，在与并不露面的供应商、代理商、各种各样的专家签约”。新的契约很清楚，组织不仅是工具，而且是所有者随便处置的一份财产。

最后，领导者和追随者特别应该看到新公共管理所带来的领导环境的变化。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开始了新公共管理运动，纷纷推行政府改革，其政府改革内容、方式和措施不完全相同。但是，有的研究者认为它含有三个较为突出的方面，即重塑政府、再造公共部门和新公共管理。我们发现，这时到公共部门不仅仅是政府部门，而且还包括社会的各个部门和社会中介组织，乃至各种社会群体。从行政学范式变迁的角度来看，西方国家的改革趋势反映了从韦伯式的官僚制度为基础的权威主义转移到企业化管理、加强竞争和市场导向的“新管理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