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 ~ 1886年）被人们公认为客观主义史学的精神领袖，是系统地将客观主义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总结、阐述的第一人。1825年，他被聘为柏林大学的历史教授，开始了他漫长而辉煌的史学研究之路。兰克一生著作颇丰，著有《拉丁和条顿民族史》《十六、十七世纪南欧各民族史》《塞尔维亚革命史》《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史》《十六、十七世纪法国史》等欧洲各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兰克史学的最大魅力就是其倡导的史学研究的客观原则，兰克为实现史学写作的客观化而付出的努力、所取得成就以及所带来的后继影响，使他被誉为“科学史学之父”。

兰克的伟大成就，都浓缩于他的一句名言，即他在其成名著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中阐明的历史著述的原则——“如实直书”。藉此原则，历史学吹响了“历史学独立运动的号角”。总结起来，兰克所谓的“历史”有三个方面：其一，历史研究针对是“单个事实”，即关注的是一种“特殊性知识”；其二，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获得对单个事实的一般性知识；其三，历史研究追求的是一种客观性知识，或者说，客观性是历史研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这三个方面依然突出了他“如实直书”的撰史态度，也体现了兰克历史研究的目标。他认为，历史真相是可以被认识的。因为历史研究的重点就在于确认事实、描述事实，最终使发生在过去的历史事实在文字上还原。因为历史中的“个体”，需要“通过阐释学方法，通过对它们在感官世界里的表现加以说明，从而掌握它们”。而对于材料的严格分析是每一历史研究的起点，也是获取正确历史认识的起点。依靠这种“记实的、深入的研究”，最终“致力于现象的本质和内容”。历史学就是从具体的、特殊的个体的感知出发，最终触及到一般、无限的内在“趋向”。换句话说，具体的历史人物、事件是完全可以被认知的。

兰克的史学研究形式，也成为了日后各大学进行史学研究的标准化模式。在近半个世纪的教学和研究中，兰克也培养了大批专业的历史学研究的人才，而这些人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日后都成为了知名的历史学家。“到19世纪中叶，兰克在德国史学界的影响实际上已达到最高点。德国大部分伟大的史学家，除少数例外，都是由他这位导师办的柏林大学研究班培养出来的。把兰克的弟子列一张表读起来就像一部史学界名人录……”德国也由于兰克及其学生的努力，而一跃成为19世纪欧洲史学研究的中心。

学习以兰克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我们就有必要提到在西方史学史上很有影响的实证主义史学。

以孔德（Comte）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思潮横空出世。他创造出“实证主义”一词，以阐明历史法则的科学地位。他认为，一切科学的进步都和科学一样，要从对现象的直接观察中提炼出普遍法则。他相信人类社会走过了神学阶段和玄学阶段，正在进入以科学定律解释事件的“实证”阶段。他表示要重新建构一般观念体系以完成培根、笛卡尔、伽利略开创的巨大事业。虽然孔德对于历史学者研究的那一套历史兴趣不大，但他的理论却对历史学者有极大冲击。

受孔德哲学思想的影响，西方史学界逐渐形成实证主义史学，这些历史学家避开孔德哲学里的哲学思考，专注于他所指示的研究方法。他们强调历史学者必须从文献与文献揭露的事实入手，然后按照科学范型归纳出普遍性结论。他们认为，谨慎收集文献，耐心研究比较，逐渐累计信息，这样就会揭示出决定历史发展的法则。受此种思想影响的史学家为了在众多的学科中保持历史学得来不易的科学地位，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寻求方法论的科学突破之上，将孔德的“人类的行为和人类的历史严格地受制于因果律”这一原理运用到史学研究当中。实证主义史学家巴克尔(H. T. Buckle )认为命运不能插入到历史的因果链条当中，“神秘的或天命的干预说是不能成立的，上帝只是信仰中的上帝，历史中没有上帝”。可见，虽然实证主义史学家同实证主义哲学家一样回避本体论的问题，但实际上，他们已将神秘的上帝排除在历史学本体论之外，强调的是根据历史史实归纳出来的历史因果规律，在史学本体论上倾向于科学主义。这就在摆脱宗教神论思想方面超出了兰克为首的客观主义史学。

在史学认识论问题上，实证主义哲学推崇人类知识的力量，强调运用实证科学特别是生物进化论的方法改造自然和社会，历史现象也不例外。他们认为，通过科学的实证的方法，社会历史研究可以像研究物理世界一样——通过确认事实、寻求规律，得到科学的结果。这种对人类知识力量的崇拜，反映到史学上，就是确信史学同自然科学一样是一门科学，史学认识论目标是确认史实、寻求因果规律。

从上述内容可知，客观主义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两者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不同，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以及由之而形成的学说特性不同。客观主义史学以“如实直书”这一有力武器反击理性主义史学中日益严重的割裂历史、追求普遍性与永恒性等先验主义弊端，试图把史学提升为一门科学；而实证主义史学面对浪漫主义史学所造成的混乱，以十九世纪以来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极度自信为后盾，与实证主义哲学联姻，对抗浪漫主义史学中的主观性、臆测虚构等非科学性倾向，强调的是一种科学、实证的精神和方法。更为重要的是，两者在理论体系上存在这很大的区别。兰克史学认为通过对史料的收集、考证、理解等具体、特殊的历史个案研究，运用客观、公正、超然的方式和“直觉理解”，就可以使史实在文字上还原，认识整个历史。而实证主义史学避免对史学本体论作深入探讨，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史学方法论的科学突破之上，强调运用科学、实证的方法，凸现历史学的科学性。以这种科学主义史学本体论为依据，实证主义史学家坚信借助自然科学研究模式，通过对史料的批判分析，以客观的态度研究历史，运用综合、归纳等科学方法，可以触及已消失的真实历史，甚至揭示整个历史的因果规律。

从广义的历史研究角度来讲，客观主义史学的主张也备受争议。客观主义史学不对历史进行历史学家个人主观的评价，不总结教训，不对比现在，不放眼未来，这就取消了历史学作为人类垂训自省工具的重要作用。倘若历史学家真的依此行事，便意味着这些史家们抛弃了高瞻远瞩的视野，成了刻板的档案管理员。同时，将历史研究工作的范围缩小到考证史料，也限制了历史哲学的发展。历史学虽然似乎更靠近了科学，但却缺少了作为人文学科的深度和思考。

在西方史学史上，兰克史学始终是谈及十九世纪西方史学绕不开的话题，兰克也是19世纪西方史学最令人难忘的人物之一。这位史学大师一生笔耕不辍，留给后人浩如烟海的史学著作和影响至深的史学思想，其创立的兰克学派曾在十九世纪独占鳌头，至今余韵犹存。虽然兰克所代表的传统史学在其逝世之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评与冲击，但无论如何也无法抹杀他的巨大史学成就，忽视他遗留下来的宝贵史学财富。英国历史学家，指导了著名的《剑桥近代史》的阿克顿勋爵对于兰克这样评价道：

“我们每走一步都会遇到这位巨人。他的贡献比任何人都来得大。尽管有比他某一部著作更好的历史著述，也许有人在政治、宗教和哲学的见识上，在思想的创新上、高度上和深度上超过了他。但就他的重要著作所涉及的领域，就他对优秀人物的影响，就人类所接受并运用的知识中带有他的灵魂烙印等这些内容来看，他是无与伦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