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新史学运动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起于欧美的一场史学变革运动。新史学运动的主力军共有三支，它们分别是法国的年鉴运动、英国的新社会史学派和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新史学运动是对以兰克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的扬弃，在这场史学变革中所提出来的新的史学观念与方法，对当今西方的历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至今，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这种影响的力量。

首先介绍法国的年鉴学派。1929年1月15日，一份名为《经济社会史年鉴》的杂志在位于法国边陲小镇的斯特拉斯堡大学创刊。在杂志创始人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及后来的费尔南·布罗代尔和雅克·勒高夫等几代年鉴学人领袖的苦心经营下，《年鉴》杂志数次更名，研究范式几经转向，随着学术团队的日益发展壮大，年鉴学派逐渐占据法国史坛的主流并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西方新史学生力军。

《年鉴》杂志在创刊之初便明确了学术方向，该杂志在“发刊词”中提出了两个鲜明的口号：一是把历史研究的视野拓展到经济、社会等广阔领域；二是打破学科与专业的隔膜，借助广泛吸纳各门类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以把历史学改造成真正的“科学”。

年鉴学派第一代领军人物是布洛赫和费弗尔，他们的史学实践活动主要在两个领域展开。一是社会史。在他们看来，社会史就是以复数的“人”为中心的社会整体的历史，是政治、文化、经济、心态等社会各层面互动的历史，其中，个人属于群体，而群体又属于整个社会。费弗尔的《腓力二世和弗朗什—孔泰地区：政治、宗教和社会史研究》中，综合考察了孔泰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当地居民的生活与观念状况，并分析了这些社会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立体地展现了该地区的风貌。布洛赫的名著《封建社会》从生产、生活方式、文化、民众观念、政治体制、社会阶层的区分与关系等维度清晰地构建了整体性的中世纪西方社会。作者在分析过程中借鉴了文化学和历史人类学等社会科学方法，使民俗、心态等那些过去不为人知的历史层面重见天日。布洛赫还开创性地使用比较方法，以揭示作为整体性的封建社会内部的个性与共性特征。

第二个领域是文化心态史。年鉴派的领袖将文化视为人类在物质和精神世界创造的成果总和。实际上，他们更乐于用“文明”一词来表达这一观念。费弗尔认为，“文明，这是一种合力的结果：物质的和精神的合力，知识的和宗教的合力。” 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布洛赫的《国王的魔法》，它取材于中世纪臣民相信国王具有一种神奇的法力：只要接受国王的触摸，一种叫“疠病”的顽疾便会奇迹般不治而愈。作者通过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从社会规范、政治体制、文化氛围、习俗风尚等各领域层层剖析了当时各阶层民众的普遍心态。后来，布洛赫又在《封建社会》中成功地运用了类似的方法以揭示当时社会的精神面貌。总体来看，布洛赫更多地是从结构性的社会各层面的互动来探索处在特定环境中的人类群体之集体心态。与他的研究路径不同，费弗尔更倾向于选择分析具体人物来把握整个社会的文化心态风貌，也就是说他是从个人与社会环境在思想观念层面之互动来开展文化心态史研究的。因此，他在作品中更多地运用了社会心理学的方法，《马丁·路德：一种命运》的写作就是这样一个代表。费弗尔的另一部名著《16世纪的不信神问题——拉伯雷的宗教》所得出的结论是：拉伯雷并不是一个如大家所熟知的无神论者。按照作者的分析，16世纪是一个宗教渗透于社会各领域的世纪，拉伯雷并不能超越他的时代和社会。16世纪的社会文化氛围规定了拉伯雷的思想轨迹，而拉伯雷的宗教意识也是对16世纪整体社会精神状态的反映。

总体来说，第一代史学家通过具体历史撰述作品有力地贯彻了年鉴派史学思想纲领，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了比较灵活多样的手法。这两位杰出的史学家既提出了总体史的构想，又表现出对总体中的趋于微观性的个体的研究对象的兴趣；既积极借鉴了社会科学的方法，但在作品中又保留了一定的传统史学的人文化风格。年鉴派后来的多种研究路径大体都可以从第一代史学前辈那里找到根源。

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挫折，年鉴学派在战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56年至1968年，布罗代尔任年鉴杂志主编，他还长期担任各种研究机构的要职。在这十余年里，年鉴学派加速了自身的学术活动组织化和制度化进程，并且还迅速融合了各种新兴的史学和社会科学流派。这十余年也是年鉴学派激流猛进、硕果不断并无可争议地确立了学界地位的十年。这十余年间，由老一代年鉴学派所开创的研究路线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布罗代尔对史学所进行的颇有力度的社会科学化改造深刻影响了年鉴学派研究路线的转向。其影响颇受世人关注，乃至于就一般情形而言，人们对年鉴学派的总体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对布罗代尔一家之言的认识。

布罗代尔最重要的作品当属他运用“长时段”理论而写成的长篇巨制《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以下简称《地中海》）。该书根本不同于传统的政治外交史写法。从结构划分上看，《地中海》由独立成篇的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论述地中海的自然地理环境；第二部分探讨了16世纪地中海世界的经济社会状况和文化生活；第三部分才涉及到地中海地区的政治格局和帝国军事纷争。布罗代尔发现，分属于这三部分的事物具有不同的运动变化节奏。第三部分中的政治军事史，也就是事件的、个人的历史是“一种短促迅速和动荡的历史”，它以一种基于“短时段”的快节奏闪烁跳跃、瞬息万变。相比之下，第二部分中的经济、国家、文明等社会层面的历史和人类种群的历史则以较缓慢的节奏在发展变化，这种历史运动的速度一般以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中时段”为周期。最后，与“短时段”、“中时段”中的历史事物相比，第一部分中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历史就是一种“长时段”的历史，它们与人类朝夕相的、无所不在，却几乎静止不动。

这样，作为历史运动基本维度的“时间”被拆解成一座“三层楼的大厦”，其底层由地理、气候、生物等因素组成，称作“地理时间”，这里有“几乎不发生变化”的历史，是人类同地球表面环境进行斗争的历史。而位于时间大厦的中层的“社会时间”，它统辖的是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如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最表层的是“个别时间”，这一层面的历史由短暂起作用的因素构成，走马灯似的政治、军事和外交事件就属于这一类，它们犹如深水暗流之上的浪花一样转瞬即逝，对历史的发展影响甚微。

布罗代尔指出，分别与“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别时间”相对应的是“结构的历史”、“势态的历史”和“事件的历史”。他认为，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长时段”和“中时段”的历史，“在历史的分析解释中，最后终于取得胜利的总是长节拍。” 支撑或阻碍着人类的历史运动不再是个别人和个别事件，而是地理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思想文化结构。第二代年鉴学派倡导的就是这种“结构”和“势态”的历史，也就是“长时段”的历史。

在布罗代尔和年鉴学派的著作中所经常使用“结构”一词，是理解“长时段”理论的关键。布罗代尔认为：“对于我们史学家而言，一个结构也许是一种组合、一个建筑体，但更是一种现实。时间对这种现实的磨损很小，对它的推动也非常缓慢。一些长期生存的结构成为世代相传的稳定因素：它们迟滞着历史，阻碍着、因而也支配着历史的进程。……它们表现为一系列的限制，人类和人类的经验很少能超越这些限制。试想一下，要打破特定地理环境、特定生理现实、特定生产力的限制，甚至突破那样的精神心理局限，那是多么困难。心理环境也是长时段的桎梏。”看来，在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那些稳定的宏观因素，诸如地理、国家、文明、经济、文化、民众心态等，都可以看成是某种“结构”。

由布罗代尔的“结构”定义和“长时段”理论出发，第二代年鉴学派实际上将第一代史家所提出的“总体史”构想在认识层面更深化了一步，他们已经不满足于把“总体史”的建构简单地看成是历史研究领域的扩展。众所周知，“时间”是历史学科的基本概念，时间的演进是历史学家审视历史运动的重要参照坐标。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在认识论问题上的一个重大差别就是他们在“历史时间”观念上的差别。传统史学所采用的历史时间是一元的，也就是为新史学所斥之为“短时段”的个别时间，因此，他们所看到的历史只能是急促的政治、军事等各种事件。而新史学把历史时间看作是多元的、有层次的，不同类别的历史事物有不同的变化节奏，而正是那些在长时段内存在的“结构”与“势态”在推动历史前进方面起决定作用。这样，第二代年鉴学派以历史时间的多元性，历史视野的多层次性来重新整合自然环境以及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等历史认识的范畴，从而建构起更富有内在张力的系统的“总体史”。

除了为“总体史”构想提供了一个更为可行的实践模式以外，“长时段”理论的另外一个重大突破在于它强化了史学的分析解释功能，促进了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诞生，从而绝对地明确了史学社会科学化的方针。

第二代年鉴学派之所以在研究中应用了更多的分析性语言，主要是源于其研究领域的扩展和研究对象的复杂化。属于“长时段”的“结构”与“势态”问题，需要充分运用社会科学的逻辑分析手段给以揭示。这时，计量分析方法便被引入历史学的解释框架并获得了迅速发展。需要指出的是，《地中海》一书中并未出现后来计量史学家所大量使用的数学统计公式、图表、曲线和模型，布罗代尔不愿意看到这些“结构”的演变被简化为一种数学抽象。他甚至还批评古贝尔的《1600年到1730年的博韦地区和博韦人》忽视政治和宗教的作用，并提醒他说统计方法不过是一种辅助工具，最根本的还是要“修建历史这座大厦本身”，也就是说要着眼于“总体史”。但是，书中对长时段的“结构”的关注却呼唤一种定量性的解释方法的应用。“此书在某些方面显示出一种变化，即对心态史的强调变成了对相对独立于人类活动的数量结构的‘强调’。”也就是说，计量分析性史学在第二代年鉴学派的大规模发展应该视为“长时段”理论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史学社会科学化战略的具体表现。

1969年，布罗代尔辞去《年鉴杂志》总编职务，杂志社和年鉴学派的领导核心扩充了勒高夫、勒胡瓦拉杜里、费罗、布尔吉尔等新成员，如果将这批人算做第三代年鉴派的话，那么从这时开始，年鉴派整体学术研究的趋势则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年鉴学派发展历程上看，第一代年鉴学派创始人主要是从经济、社会史领域发起对传统史学的冲击，提出了“总体史”与“跨学科研究”的基本主张；第二代创造性地开展了“长时段”的理论实践，从而将年鉴派的基本主张推向深入，并确立了史学社会科学化的指导方针；第三代则是在继承了年鉴传统的基础上，继续大举拓展学科领域，丰富并发展年鉴学派的基本认识论和方法论，这种发展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分析性的史学研究范式，在形式上出现了对第一代年鉴传统的回归，它克服了将史学极端社会科学化的弊端，但也产生了一系列新问题，此时，正如年鉴派自己的领袖所言：年鉴派已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传统的年鉴派已经在新史学运动中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它所产生的成果和问题都将留给后继者，以作为“新新史学”尝试的理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