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全球化的趋势令人瞩目。它的出现，从根本上来说，是现时代社会生产力和科技革命的产物，是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全球化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不算短暂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绝非一个不切实际的构想。新全球史不同于以往的“世界史观”，在新全球史的史学思想下现当代西方史学界出现重构世界史的潮流。

世界历史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人类由彼此隔绝、互不往来的闭塞状态发展为相互依存、联成一体，曾经历了漫长的变迁过程。至20世纪，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以整体发展为特征的新阶段。世界历史客观进程的新变化，势必对历史学家的史学观念产生重大的影响，如20世纪上半叶文化形态学派的史家，以其思辨型的世界史著作，为人们描绘了一幅客观的世界历史的图景，对19世纪以西欧为中心的旧的世界史观进行了一次有力的挑战，为20世纪历史学家重构世界史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战后，在史学新潮流的影响下，一些学者开始用全球文明的宏观视野来重新考察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把20世纪世界史的重构工作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显示出了它的创新的特征。这种创新莫过于新全球史所代表的新的世界史观的出现。

一般来说新全球史中的“全球历史观”是由当代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提出来的，他根据20世纪尤其是二战以来所发生的急剧变化，审时度势，明确表示要重新研究欧洲和整个世界的历史，并由此而醒悟到传统的世界史已不再适应现实需要，也必须“重新定向”。于是，他急切地呼吁说：“主要从西欧观点来解释事件已经不够了，我们必须尝试采用更加广阔的世界史观。”他指出新时代的历史学家应当要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与所有的时代。这里所说的是更加广阔的世界史观，在1976年问世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更明确地指出是“全球历史观”。他这样写道：“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是当前的主要特征之一。”

新全球史是与西方中心论对立的，体现一是要求公正地对待与评价世界各国和各个地区的文明，而抛弃西欧中心论的成见和偏私。这是当代社会变革与世界政治的新格局在史学上所带来的一种积极的思想反映。二是用“全球历史观”重构世界历史，要注重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影响，而抛弃传统的国别汇编（或列国志）的世界史框架结构，新全球史是要探索超越政治和文化界限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关系，因而要特别注重世界各大文明及其联系和相互影响。

从20世纪50年代起，以巴勒克拉夫为先导，在其新的世界史观的影响下，世界史的重构不绝如缕，在西方出现了一批比较重要和具有个性特点的世界史著作。此外，晚近以来，西方一些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学者，也对世界史的新的体系做过不少探索，并与前述的世界史重构发生交互的影响。新全球史不仅是当代西方学术整体化趋势的一种反映，而且对当代世界史的重构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全球史较早期全球史而言摆脱了对西方历史经验和话语体系的依赖。

总之，新全球史有着两方面的含义，首先，它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进程，是人类在顺应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在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人与群体的互动中生存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全球史研究的价值取向是关注人类的共同命运，它告诉我们，即使在1500年之前，欧、亚、非就已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协商合作、求同存异、互利互惠是非常重要的交往方式，全球化不可能导致西方社会模式的划一，这是客观历史进程使然；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也应当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新全球史研究是大规模的互动研究，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上来揭示这些互动。其次，它是一个新的学科分支。既然世界史作为外国史在中国史学界已经约定俗成，我们不妨尊重特殊环境下形成的这一概念，尊重其框架结构，让其沿着既定的道路发展，而把“全球史”定义为界定为历史学门类下新的学科分支，与“世界史”并存，这样两者都可以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并且相得益彰、互相促进。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分支，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分支，全球史所探讨的是超越了民族、政治、地理或者文化等界限的历史进程，这些历史进程对跨地区、大州、半球甚至全球范围内各种事务都产生了影响，其中包括气候变迁、物种传播、传染病扩散、大规模移民、技术传播、帝国扩张的军事活动、跨文化贸易、各种思想观念传播以及各种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扩张。这些研究内容涉及人种、生物、生态、地理、气候、环境、疾病等许多学科领域，因此，除历史学的实证主义方法之外，还更多地采用把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跨学科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