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党内三次“左”倾错误及其连续出现的原因

三次左倾错误：

（1） 第一次是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的“左”倾盲动错误，认为革命形势在不断高涨，盲目要求“创造总暴动的局面”。

第二次是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认为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进入高潮，盲目要求举行全国暴动和集中红军力量攻打武汉等中心城市。第三次是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其主要错误是：在革命性质和统一战线问题上，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将反帝反封建与反资产阶级并列，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继续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将准备城市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作为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任务；指令根据地的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配合攻打中心城市。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提出坚决打击富农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在军事斗争问题上，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在党内斗争和组织问题上，推行宗派主义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这次“左”倾错误历时最长、危害最大。

（2）左倾错误出现的原因：

第一，八七会议后“左”的倾向一直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

第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左”的指导

第三，全党对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没有深刻的了解，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严重存在。

第四，在纠正“左”倾错误的时候，没有从思想认识根源上解决问题。

三次“左”倾错误导致的严重后果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2.遵义会议：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

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人撤离根据地，向西突围转移，开始长征。通道会议后，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地区挺进。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生死攸关的遵义会议。会议解决了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负责红军的军事行动。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

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为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提供了最重要的保证。

为什么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第一，为党的思想路线转变创造了重要条件。

第二，是中国革命战争由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

第三，中央开始形成成熟的领导集体的伟大转折。

第四，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历史转折点。

3.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11月初，在甘泉地区同陕甘根据地的红十五军团会合。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先后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

（1）长征的艰苦卓绝。

（2）长征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赞颂长征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3）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伟大的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