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小说发展紧承着70年代末期的"伤痕小说"。从"四人帮"专制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的人民,怀着再生的喜悦和强烈的义愤,立即投入到了揭批"四人帮"的运动。
1977年11月,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在《人民文学》发表,立即引起轰动。《班主任》是新时期文学的开山之作,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不久,《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发表了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伤痕文学"和"伤痕小说"的得名便源于此。小说写的是"文革"时期的"革命小将"王晓华和"叛徒"母亲划清界线去辽宁插队,后得知"叛徒"罪名为"四人帮"所强加,于是带着悔恨的心情赶回上海,看望八年未通音信的母亲,不料母亲却在"文革"中饱受摧残、重病缠身,待她赶到时,已经与世长辞了。小说从母女感情亦即中国人最为注重的伦理情感角度入手,揭露了"文化大革命"给无数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心灵带来的无法弥合的创伤。刘心武的《班主任》最早通过艺术形象来揭露"文化大革命"给我国人民带来的累累伤痕,尤其是给青年一代的心灵所造成的毒害尽管多数"伤痕"作品还仅仅停留在对社会与人生伤痕的表层描写上,尤其是由于很快就有人提出了所谓"向前看"的口号,致使"伤痕文学"几乎半途夭折,而没有能出现包容更深广的历史内容和具有重大悲剧美学意义的作品,但"伤痕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仍然具有不可或缺的开拓性意义。它冲破了"四人帮"极"左"文艺的种种清规戒律,突破了一个个现实题材的禁区,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社会问题,并创造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批社会主义时期的悲剧;它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次真正遵循现实主义美学原则,"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开启了80年代文学现实主义深化的道路;它在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次真正地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立场来塑造文学人物,描写了人性遭受专制主义与极"左"路线摧残的悲剧,成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的先导。
还是在"伤痕文学"兴盛之时,一批敢于思考、富有人生阅历的作家,尤其是一批因着我们党和国家在革命进程中的失误而历尽坎坷的作家,如王蒙、李国文、从维熙、张贤亮、方之、高晓声等,就率先突破了一般地提倡"恢复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口号的局限,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写出了一批具有相当思想深度和历史深度的作品。茹志鹃于1979年2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是"反思文学"的起步标志。
"反思文学"在创作上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从政治、社会层面上还原"文革"的荒谬本质,从一般地揭示社会谬误上升到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比之伤痕小说,其目光更为深邃、清醒,主题更为深刻,带有更强的理性色彩。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原来的抓阶级斗争转移到抓经济建设上来。与此相应,作家们纷纷将热情投注于沸腾的现实生活。天津作家蒋子龙率先推出了《乔厂长上任记》。这部作品不仅大胆地暴露了十年浩劫对我目的工业战线造成的严重创伤以及积弊如山的现实,而且大胆暴露了新的历史时期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从而开了"改革文学"的先河。总体上看,改革小说侧重反映的是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社会矛盾,记录了改革的艰难及其导致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的变化.在创作方法上以现实主义为主,注重人物形象特别是改革者形象的塑造。
"改革文学"作为新时期文学中最早"回到当下"的创作,以及作为本世纪文学发展进程中层后一次功利主义色彩突出、功利话语与审美话语结合得较为完美、表现得较有力度的小说思潮,含蕴着较为丰富的美学内容。
1980年,高晓声发表了《陈奂生上城》。这篇小说是高晓声复出后创作中一个比较明显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他创作的《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主要是从物质方面揭示新中国农民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下,在政治风云的播弄下极其艰难的生存状态,侧重反思的是农民悲剧命运的外部原因,是对历史的前瞻。从《陈奂生上城》开始,高晓声的笔触转而伸向农民灵魂的深处,探索新时期农民阶级的精神状态,寻绎其悲剧命运的内部原因。通过陈奂生形象的刻画,作品深刻地揭示了新的历史时期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同农民精神现状之间的巨大矛盾。陈奂生上城的"奇遇"充分说明了当代农民还没有从阿Q的翅膀下飞出,新时期严重的问题仍然是教育农民,如果农民在精神上不获得真正的解放,农村经济改革、农村现代化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对于农村经济改革,贾平凹最初是持热情肯定态度的,其《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热情洋溢地肯定了改革给农村青年思想感情、爱情婚姻等所带来的可喜变化,但作家其后所写的《腊月·正月》则较为冷峻。作品中的韩玄子是一个封建秩序的维护者与封建道德的体现者,他在乡村社会备受尊敬,具有极大的诱惑性与欺骗性,然而作家将其摆放到改革的洪流中展示其种种可悲而可笑的言行,从而在展示这个人物必将为历史无情抛弃的同时,醒目地凸现这个人物所具有的极大的危害性。二是"山东作家群"对改革进程作出了多方位的思考。其中矫健的《老霜的苦闷》、《圆环》、《快马》,王润滋的《卖蟹》、《鲁班的子孙》等主要是对农材改革中出现的唯利是图现象表达了一种道德忧虑。改革是必要的、必须的,但改革进程给中华传统美德所带来的冲击亦值得关注。王兆军的《拂晓前的葬礼》则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剖析了中国农村社会土壤中所孕育的"农民政治家"的复杂性格,揭示这种"政治人格"必将为历史所淘汰;张炜的《秋天的愤怒》、《古船》等作品孜孜以求的,是从农民自身中挖掘、寻绎那些可以冲破现状、引领未来的正面因子,其历塑造的李芒、隋抱朴等形象可以说是新时期农村小说画廊中较有力度的正面人物。三是柯云路的《新星》对现阶段物质文化环境中所能提供的推动改革的正面力量作出了全面而集中的开垦与整合。在主人公李向南身上几乎凝聚了同时期改革者形象身上的一切优秀品质,其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以及对旧有官僚体系的冲击,在当时富有震撼性,从而将改革小说推向了一个高峰。然而,李向南这一形象在展现了该阶段现实条件所能赋予的最高美学价值的同时,也鲜明地暴露了其创作与社会接受的文化局限性--清官意识。可以认为,《新星》在将改革文学思潮推向某种高峰的同时,也将这种文学思潮带入了某种危机,即现阶段物质、文化环境中可以借鉴、运用的精神资源与物质力量的局限性。当代小说实践也由此进入了一个反思、谋求新路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