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是新诗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重新寻找出路的时代。由于外在生存环境的巨变和诗歌艺术对于新变的渴求,新诗在多种向度上探寻生存与发展的可能,多元是这一时期新诗创作的基本风貌。但是,也正是由于诗歌艺术选择助多种可控性,人们对既有的诗歌艺术经验提出了怀疑,这就使新诗的艺术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零乱而缺乏焦点的局面。相对于其他文体而言,90年代新诗创作上的收获并不丰硕,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成功与失败并举,经验与教训同在。
随着中国社会内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建设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经济转型必然带来文化转型,以前的一些主流观念、思潮可能不再成为主流而是成为末流乃至被人弃绝,特别是以精神探索为己任的新诗更容易被抛到社会的边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诗只能在经济大潮的浪卷之中艰难地寻找自己的出路。90年代的新诗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种前所未遇的处境。
就整个文学范畴而言,接受者的文化心态与审美取向往往可以左右某一文体的命运。在文化转型时期,特别是在中国这种物质基础相对薄弱的国度,对物质的渴望和由新旧观念的冲突而产生的精神上的困惑和危机感,使人们更加关注具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而在文化上,人们关注最多的也主要是瞬时性、娱乐性的文化形态。严肃文学面临着挑战。在这种挑战中,各种文学样式又因其特性不同面有着不同的命运。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叙事文学还可以找到一些新的发展路径,比如影视、电脑等现代传播媒介便为小说、戏剧文学(含影视文学)等叙事文学样式提供了更多的生存与发展的可能性。它们可以通过更具娱乐性、直观性的方式拥抱接受者。而诗歌这种最不具备娱乐性、实用性的文体则很难找到与现代传播媒介的关联。
在文化转型的世纪末期,新诗在外部生存环境上至少受到两重冲击:一是人们以实用的、世俗的眼光来订量这种非实用的、心灵性的文学样式,这必然使他们失望并疏离诗歌;二是其他文学样式和文化样式的挑战。这种处境使90年代以来的诗歌在获得了广泛自由的前提下又成为生存环境最为艰难的"边缘性"文体。由文化转型所引发的诗人自我的重新定位和新诗艺术探索在路向选择上的迷茫,则最终使新诗的发展走向了低谷。
(一)诗人队伍的分流
诗人队伍的分流是90年代诗坛的独特风景。一部分诗人顽强地坚守诗歌,他们相信诗歌在精神净化方面的独特作用,试图为诗歌艺术的辉煌而作长期的努力。一部分诗人则在不背离诗歌精神,或不完全放弃诗歌创作的前提下,转向了或者同时从事以散文为主的其他文体的写作,如邵燕祥、杨牧、舒婷、傅天琳、叶延滨、阿红、周涛、李钢等,他们都曾是诗歌创作的中坚力量,在转向其他文体的写作之后也取得了可观的实绩。文体选择作家,作家也选择文体。诗人根据自身学养和观照对象的变化而选择其他文体是一种正常现象。还有一部分诗人面对转型中的经济和文化,特别是诗歌处境的艰难而选择了沉默或者弃诗而去的道路。按理说,诗人队伍的正常分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诗人队伍更具有创造实力。但是,90年代的诗人分流反而透射出这一队伍不断被瓦解的危机。当然,诗人队伍的分流仍然具有其特殊效用,它至少表明,继续坚守诗歌的人们对诗歌艺术具有一种虔诚的投入精神,因而也就潜藏着新诗走向新生的希望。
诗歌格局多元并举。虽然90年代的新诗发展步履艰难,但是,如果把90年代的诗歌创作看成是一片沙漠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多元并举是90年代诗歌发展的基本风貌。
(二)诗歌文体意识的进一步强化
对诗歌文体意识的进一步强化,是90年代诗歌探索的主要路向。面对经济转型和文化转型,诗人们开始重新打量新诗历史,重新思考诗歌的独特功用。在反思诗歌与社会、个人的关系的同时更新确认这种关系,并在文化开放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和认定新诗与民族诗歌传统、外国诗歌艺术经验之间的特殊关系。这一切都使90年代的诗人们更加强调"自我"在诗歌中的地位。他们通过自己独特的视角与不断演进的观念表达对历史、现实、人生等多层面的思考。与80年代初期以艾青为代表的"归来者"诗歌思潮和以舒婷等为代表的"朦胧诗"诗歌思潮有所不同,90年代的新诗顺着80年代以来的艺术探索的惯性发展,思想更为活跃,加上现实生活的复杂化、多元化,诗歌呈示方式也更为复杂。如果说80年代诗歌所呈现的主要是对诗歌传统和外国诗歌艺术经验的历时接受,那么,卯年代的诗歌则主要在立足现实变革的同时,对外国诗歌艺术经验进行共时借鉴,并以此为基础对诗歌传统进行现代选择。这不仅使诗歌传统在新诗中的呈示方式出现了多样化的特点,而且为新诗的现代化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体现在创作上,90年代的诗歌既关注人的本质与生存处境,又尊重诗歌艺术发展的循序渐进的演变规律,诗中既包含强烈的忧患意识,又闪现耀眼的理想光辉,并由此使诗歌的厚度、广度、深度、力度等要素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强化。
李成的诗集《生命是一片叶子》与他以前的以外倾型思考、观念型表达为主的诗歌有了很大不同。它所体现的生命思考和使命意识的融合,使诗歌具有了开阔的人生与艺术视野,展示了老诗人在90年代诗歌探索中的新突破。他的《纤道》以古老的"纤道"为线索思考历史与现实,既有深远的历史感,又有凝重的现实生命体验:"一条纤道/一条没有名字的路/像一条鞭子/埋在深山里/被风吹雨打/被太阳曝晒/被苍凉的号子和江涛染黄的纤道/像一条抽打脊背的鞭子/丢在深山里"。"深山"暗示历史的悠久,而在诗中多次反复的"鞭子"这一意象期更多地包含了诗人内心强烈的主观体验。他在"纤道"上感受到了历史的沧桑与生命的艰难,"像一条鞭子,挂在墙上/如今,已多少年/它很瘦了/瘦得像一根线条/船板,早已腐朽/缆绳,早巳烂断/但这纤道,仍在滴血"。诗人也由此发现了生命的希望与路向,"自从看见它/我才认识了祖先的艰辛/原来,它是一个民族曾经走过的路/或者说,它是一部民族的历史/隐痛里,我的生命得到了延伸"。这种把历史与现实、个人与民族、沉思与渴望交织在一起的艺术手段使李瑛的诗呈现出意境开阔、诗情饱满的特色。
张新泉的《人生在世》、《鸟落民间》等诗集从平凡的题材中发掘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而亲切的体悟,民族诗歌的优秀传统在现代文化氛围中获得了新的生命。他的诗追求柔和与冷静,雍容大度而不剑拨弩张,于刚毅之中感悟到柔曼,于细柔之中暗示出刚强。这就使张新泉的诗在浮躁的时代氛围中体现出一种独特的人文关怀。《一灯如豆》写道:"打开历史/那盏灯就完了/在一些寒窗之下/禅房之内/野渡舟头/沉静的一粒红焰/内力充沛恒定如一/表示着一种存在/一种执着/一份自信/或者什么也不表示/就是一盏灯亮在/民间的檐下"。这"灯"包含着人民的、民族的、文化的光亮,它烛照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如豆般微弱,却具有巨大的精神的力量,使"翻看历史的人才不会感到太冷"。同时,张新泉也不乏思索现实的诗篇。《各就各位》便于反讽之中对各种事象给予了针砭:"艾滋病一步到位/使无数灵魂纷纷落马//高消费迎风劲长/孔方兄却侏儒般/难以挺拔//化妆品涂得脸无完肤/美容师隆完鼻子/又挑剔嘴巴//书架上站满中外名著/热枕下孵一窝高僧武侠//跳罢迪斯科又去卡拉OK/寂寞的月亮依旧又圆又大//性在爱情的门外露宿/'我想有个家……'",诗人以幽默的口吻让各种事象组合成充满矛盾的诗意场景,使人们从中获得思考与选择。
韩作荣以真诚而具有探索精神的笔触对现实存在和个人灵魂所进行的解剖,可以说是感性与理性的深度融合。他的《无言三章》等作品以开阔的视野和深沉的叩问展示生命的现状与可能的流向,发人深思。他这样表达对生命现状的感悟;"是谁在那里撒扯我的声音?藏在暗中的/手指,让灵魂陷落,让一颗单纯的心颤栗如/风中抖动的水。静静炸裂/刀子将昨天割碎,游刃于敞开的空间/哦,从热切到冷漠的距离并不长久/子弹穿透假设的虚无/却在我的心壁传来一声尖叫/啊世界,当邪恶匿伏于人的躯体之中/伤害没有原委,只有欲望/只是在恐惧和孤寂中寻求残酷的欢乐"。这是一种让人震颤而又真实的体验,是透过表层而深人生命本质的解剖。诗人也从中意识到,人们对生命的至境有一种深切的渴求:"哦,遥远的呼唤,无法背弃的命运/人,多么需要拯救重浊的内体/多么需要比骨骼更为坚硬的撑持。哦世界/你并不只是罪恶和苦难,在因惑与宁定中/再跨跃一步你就会遇见真实的自己","闭合双目吧,将懊恼与欢乐,恐惧与悲哀/遮覆在眼帘之内,随毛孔逸散/忘却便是回归,是一种古老的重逢/睁开第三只眼睛凝视,一切没有分别/纯净与朴素都负载原始的真涵/将汉字一颗一颗抛入水中,连同蒙尘的心/一起洗涤,用鲜活的呼吸堆砌诗歌/吞吐从未有过的声音。也许,这是另一种苦难/生命本真的呼号穿越时空/博大的回声,正在浓密的脉管中伸延……"。这种思考是多方位的,既具有历史的延展性,也具有现实的针对性,甚至还具有哲学般的广泛包容性,体现了生命的复杂及其本身的强大活力。
另外,朱增泉的《长夜》、王久辛的《狂雪》等长诗对历史、战争、和平与人类命运的全方位思考,既体现了强烈的使命意识和人类意识,又包含着浓郁的忧患意识,使传统意义上的军旅诗歌具有了新的内涵。昌耀对大西北文化精神中雄奇、悲壮的生命状态的歌唱,杨克对商品经济时代人们不断交化的心态的观照等等,都是90年代新诗创作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