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在由80年代向90年代的过渡、发展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的环节："杨朔模式"之遭遇挑战和巴金五集《随想录》之写作。"杨朔模式"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评论，作为当代散文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显然已具有文学史的意义。在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杨朔模式"，代表了文学抒情时代的别一种抒情方式。"杨朔模式"影响所及，不可低估。在深刻的意义上说，对"杨朔模式"的怀疑、挑战，是对一代作家心灵历程、美学理想、话语方式的一次梳理。《随想录》最充分的意义，在于它是历史转折时期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它在历史、现实、社会、人生、思想、感情、道德等不同侧面重新确立了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重新思考了知识分子的良知、精神、责任、使命，重新思考了知识分子之于现代社会的意义。就散文发展历程而言，这两个事件促进了作家心灵的自由生长和个人话语权利的保障，它使90年代散文有可能成为知识分子心灵的自由与朴素的存在方式。

一、"散文热"出现的文化氛围

90年代散文烙上了文化转型的印记。在贫困、愚昧与落后的境遇中，寻找现代性是文学的世纪性主题；同时，文学对市场经济下人的异化又表现出特别的警醒与忧虑，甚至由对现代化负面影响的不满进而对现代化再思考。在物质／精神、技术／人文的冲突中，现代入围绕着难以自释的困惑与焦虑，这几乎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话题。90年代散文始终没有摆脱这一话题。90年代以来，"后现代"话语一时兴起，从90年代的散文中也可以发现"后现代性"。转型期文化格局与价值系统的复杂性影响着散文创作。正是在这种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体现出不愿放弃文化关怀的散文创作的坚韧性。

文化转型对90年代散文的直接影响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在文学由中心到边缘的位移中，散文在边缘处的定位，保证了散文这一文体的从容发展；转型期知识分子精神与立场的分配，使散文成为知识分子精神与情感的存在方式；市场经济不仅使散文的创作与出版带有商业性，而且确认了市民阶层的合法性并因此使部分散文成为消藏品，传播媒介的发展为散文创作提供了物质条件：文学进入了一个多元化的审美时代。

二、90年代的"散文热"

90年代的所谓"散文热"大致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旧作重刊，各类散文书系、类编、选本层出不穷；二是散文刊物增多，"晚报"、"周末"类报纸几乎都辟有随笔、小品专栏；三是染指散文者日众，名家、非名家的散文集(或随笔、小品)成为畅销书；四是读者对散文的向消费。在各种选本、书系中，浙江文艺出版社的"现代散文全编"系列，百花文艺出版检的"百花散文书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以及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的"海派小品集丛"等，都是体现了编选的学养、识见的。在众多的散文家中，汪曾祺、王蒙、刘心武、余秋雨、张中行、张承志、韩少功、张炜、史铁生、张抗抗诸家的创作仍然保持着较高的品位。他们或以文人性的情趣见长，或以现代人的睿智通达取胜；有的面向社会历史，有的走向自我心灵。无论是走进历史还是直面现实抑或回归自然，都以散文的方式表达了知识分子的文化关怀，大致构成了文化转型期散文创作的主要审美特征。

经典散文的不断重复出版，给90年代散文创造了繁荣的视图，对"大师"的借鉴开始变成仿制，从另一个极端把散文艺术传统拒之于门外。专栏的涌现，为人们用经济的方式处理自己的感情与体验提供了可能。生活与感情、社会与自我，经散文的处理后愈加琐碎，而文体艺术则是散文充当文化快餐的佐料。另一方面，散文出版物和写作的商品化，加速了人文环境的世俗化。在还俗之中，散文在许多方面失去了它的人文精神，失去了它的文学信息。陷入自身艺术发展的某些泥淖。这一深刻的危机已在"散文热"中显露出来。

三、90年代的散文类型

90年代散文创作的主要类型，大致有：以汪曾祺、张中行为代表的文人散文，以余秋雨为代表的文化大散文，以季羡林、金克木等为代表的学者散文，以张承志、韩少功等为代表的突出人文关怀的散文，以素素、黄爱、东西等为代表的小女人散文，一些在体制外的非职业散文家的创作如钟鸣、王小波等人的散文创作也受到重视。

汪曾祺散文的出现，在较成熟的层面上恢复了与明清散文和五四后显示散文传统的联系。他被戏称为本世纪的最后一个"士大夫"。在拥有了多样化的文化背景之后，汪曾祺以他的散文创作提供了文人审美化的生存方式。能够从容地表现文人的性灵，意味着新时期的文化已初具兼容性。以雅致的情趣去掉日常生活的粗鄙，以书卷气多少冲淡点铜臭气。汪曾祺在新时期一直是个边缘化的作家，当文化转型期文学由中心至边缘时，他仍然从从容容而无失落感。汪曾祺作为"最后一个"的意义因此更为突出。

余秋雨散文的出现意味警知识分子在民族文化的大背景下，以个体的生命体验来询问中国文化的命运。余秋雨以重温和反思历史的方式走上"文化苦旅"之途，拾掇整合已经"破碎"了的文明，并由此重构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余秋雨的散文，显示出"文化故乡"与"精神故乡"在他心中的位置。他是一个略带悲观的理想主义者。他找到了蕴藉在文明中的大感觉与大痛苦，他在整合文明"碎片"时的思想力量、理想情怀和悲剧体验，都把人们引入了一个可以称之为悲壮、辉煌的境界。这样沉重的体验使人意识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在余秋雨看来，"文明是对琐碎实利的超越，是对各个自囚其说的角落的总体协调，是对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基元性原则的普及，是对处于日常迷顿状态的人们的提醒"，但这些作用都非常容易被消解，"消解文明的理由往往要比建立文明的理由充分。"这一历史启示未尝不是对现实某些状态的暗示。"日常迷顿状态"和"消解理由"的扩散，成为对80年代、90年代或一种人文状态的概括性的表述。

世俗的"日常迷顿状态"不断侵扰着知识分子并使其中的不少人也终于陷入"日常迷顿状态"。因此，沉沦与抵抗是知识分子在当下不可回避的选择。张承志、韩少功、张炜以及史铁生等人的散文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张承志、韩少功、史铁生和张炜所处的位置就是现世的精神空白处。他们是重构人文稿神的力量之一。理想、道德、生命、灵魂、人格、宗教、血性、崇高、战斗、抵抗、仇根、坚持、玄想等等，是他们思想的关键问。他们的主题话语几乎都由这些关键词展开。他们对世纪末知识分子境况和文化命运的思索以及围绕他们所展开的莫衷一是的议论，无论正确与否，偏颇与否，都已成为20世纪末的文化景观。

四、汪曾祺

汪曾祺第一部《蒲桥集》有一出自作者手笔的"广告语"。其一曰："齐白石自称诗第一，字第二，画第三。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论，却有道理。"其二曰："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

汪曾祺以小说家而作散文并有这样的成就，是否说明，散文作为边缘性的文体一旦被人"职业化"，其审美空间就会变形和萎缩。汪曾祺似乎和士大夫人格、性灵派传统一脉相承。正是在适度靠近传统中，汪曾祺显示了他的魅力。不必夸大汪曾祺所达到的境界，但是在这个浮躁的世纪末，他的文章滋味确是近似春初新韭、秋末晚菘。套用贾平凹说佛的话，汪曾祺是一种和涵、一种平静，有一双宽容温柔的慈眉善眼，微笑亦运动在增边的写作行状。从散文发展的历程看，汪曾祺的人生态度、审美情趣与话语方式都不能说独创，可以用现成的"冲淡"、"闲适"、"性灵"、"情趣"等概念和范畴来描述他；但这不影响我们对汪曾祺意义的估价，因为他的出现，使人们重新领略了传统与文人的魅力。汪曾祺散文成为文化转型时期当代作家对传统的一次成功的"聚焦"。其散文创作也成为文人传统复活与转化的精神与艺术的标本。从作家与现实的关系看，汪曾祺所持的似乎是"边缘化"的立场；同时汉曾祺还以他的创造让人们重温了审美化的人生之魅力。他以文人的情致雅趣和关怀去掉了日常生活的粗鄙，代之以诗意和书卷气。汪曾祺散文的意义不仅表明了以汉语为母语的写作和传统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而且展示了汉语写作的永恒魅力。《蒲桥集》多佳构，而最能代表其语体风格的便是《葡萄月令》。他的许多文章都可分析，惟独这篇不行，由此体会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蕴。汪曾祺冲淡，但没有周作人的苦涩。90年代闲适如期，但阅读汪曾祺散文的人常常抽掉其作品的内涵。因此，散文的阅读也常是误读。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读者的定势和迟钝，另一方面，当汪曾祺把"传统"、"文人"、"闲适"的魅力带给我们时，其局限也随之而来。汪曾祺所选择的方式在《蒲桥集》中达到了极致，再下去不能不为才气和性灵所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