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1：孔子编撰《春秋》

历史教育究竟起源与何时？有人认为孔子编写《春秋》是真正意义史学和历史教育的发端，这种看法和西方人认为希罗多德为史学之父相同。但无论中国的孔子还是希腊的希罗多德，他们编写史书必然有前人积累的文字或口头传说作基础，正如意大利的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言：在希罗多德之前，甚至在“奥西赫德和荷马之前，历史早就有了”，“希罗多德应该被我们叫做我们在发展历史学科时的‘兴趣之子’”。克罗齐说历史“只有一种观念性质的形而上学性质的开端”而没有实质的开始。

观点2：有了教育就有了人类的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起源还有另一说，即“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的历史教育”，这种说法很容易让人想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那句话：“我们仅仅知道一门惟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其实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历史”已不再是通常的意义，它包含了人类积累的一切知识。进一步说，人类和动物的一大区别就在于，即使最高等的动物“第一代所指导暗示者，无术传至第二第三代”，而人类却能够通过记忆和记录传承前人的经验和知识,因此人类的教育总能够在前人基础上递增递蜕。教育沿历史的轨迹发展,是人类知识积累、文明发展、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因。

观点3：世系的出现---母系氏族阶段

人类一开始就能够传承前人积累的生产生活知识，形成集体的记忆。但在社会组织处在杂婚或群婚阶段,还没有出现可以分辨的血缘亲属等级，也就是没有通常所说辈分的时候,人类并不具备记忆和认识自身历史的思辨能力---北京人能够把制造石器的经验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并且能在传递的过程中加以改进，但他们传递的只是经验之果，而不是改进经验的过程。缺乏对过程的认识，或者说缺乏历史的思辨能力，是人类处在蒙昧时期的特征。

当人类进入氏族社会的时候，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组织的进步，产生了按母系血缘划分的亲属等级---世系。世系或者辈分的产生使人类有了感知和记忆祖先的条件。夏、商、周三代对于自己的远古祖先都有清晰的记忆；民俗学家发现近代纳西和卡佤族的祭师皆以记诵本族世系为职责。不过不同的氏族记忆世系的能力相差很大，沙捞越伊班人的族谱可以追述30代以上，纳西族有个祭师能够背诵20代以内的家族祖先，但加里曼丹的巴召人历史只能上溯到4—5代，而厄瓜多尔雨林中的奥卡人甚至缺少两代以上的谱系。

有了民俗学家提供的证据，就能对一些考古发现作出新的解释，处在氏族社会早期的山顶洞人为什么要在死者的尸体周围撒上红色矿石粉末?也许是某种神秘仪式的需要，但也可能那时的人已经有了追终及远的历史观念。新石器时代许多墓葬的主人，头都朝向一定方向，而民俗学调查恰好证明苗族有死者头朝迁徙地的习俗，永宁纳西族在人死后也念《开路经》讲述祖先迁徙的途径，好让亡灵能够叶落归根。从这两方面材料可知原始人类对于祖先的居住地和先人迁徙经过记得非常清楚。无论死后墓葬朝向祖先的家园,还是为死者的灵魂讲述“归去来辞”，都是出自原始人的神秘观念。在巫术文化中渗透历史教育，或者说用历史教育传播巫术信仰，这既是原始历史教育的基本功能，也是它的主要特征。

恩格斯说过，学会烧制陶器是人类走出蒙昧的象征。我们也同样可以说，具有对自身历史的记忆是人类走出蒙昧的象征。在时间上这两件事都发生在母系氏族社会。

（二）原始社会历史教育的概况与趋势如何

从蒙昧中走出来的原始人懂得维系内部团结，巩固和发展氏族或部落组织的重要性，因为“个人的安全依靠他的氏族，血缘关系是相互扶助的强有力因素，对任何一个人的欺侮就是对他的氏族的欺侮”，所以鼓动血亲复仇曾是原始历史教育的重要目的。此外，记取祖先重大的经验教训，宣传前人业绩，褒贬历史人物都是原始历史教育的具体任务。

氏族的成年仪式是少男少女的临时学校，在成年仪式上听老人和酋长讲述氏族的历史风俗和道德规范以及各种巫术禁忌，男孩从老人和酋长那里得到更多有关战争和复仇的历史，由此可见历史教育中的性别差异一直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除了成年仪式，“佳辰令节,游猎斗战之隙”，也都是氏族开展历史教育的场合，其时“三三五五，围炉藉草”，部族之长老“纵谈己身或其先代所经之恐怖，所演之武勇”，“听者娓娓忘倦,兴会飙举”。其中格外奇特或可歌可泣的则“蟠镂于听众之脑中湔拔不去”，“辗转作谈料且历数代而未已”，于是这类传说便有了史料的价值，所谓“十口相传为古”就是这个意思。

原来由老人和酋长担当的包括历史在内的信息传播,随着社会群体的扩大，思维的进步，知识信息的增长和劳动分工的出现，在原始社会内部出现了保存和传播知识信息的两大系统。一以宗教祭师为中心，另一由自然分工产生的盲瞽为中心。

祭师的活动经常通过神秘的仪式进行，前面提到纳西族给死者念《开路经》的就是被称为达巴的纳西巫师。盲人因为生理的限制，不能参加生产劳动，但他们听觉灵敏、记忆非凡，比常人有更多的闲暇，所以成了氏族历史的记忆和传播人。希腊诗人荷马传说是个盲人，中国也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恐怕都非偶然。

专业的知识记忆人和传播人出现之后,就有了改进记忆和传播方式的需要和可能。原始人最初讲述故事，“从头至尾像放一部电影一样”形象直观有时还伴有表演,随着信息的增加,保存和传播这类不经概括的记忆表象难度越来越大，用富有韵律的诗歌记诵历史即使不是盲人的创造，也是他们乐意采取的形式。“诗言志，歌咏情”，一句话，记事是早期是个的本质，诗是口传历史的载体。

巫以符号记事通过神秘仪式传播历史信息，盲人以诗记史通过吟唱娱乐氏族的成员，这种情况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发生了变化：首先在内容方面王朝史取代了氏族部落史，知识的载体也由原来口传逐渐发展为文字记载。其次教育的组织从家庭和社会转向了正规的学校。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变化，它以渐进的方式进行。所以我国夏、商、周三代的统治者都仍以本部族的历史作为教育王子贵族的内容，如西周的学校都要学习诗和乐，召公告诫周王，天子听政使“瞽献曲”，“瞍赋”，“矇诵”,“瞽史教诵耆艾俊之，而后王斟酌焉”瞽、瞍、矇都是失明程度不同的盲人，曲、赋、诵则是各种体裁的诗文。

继续通过瞽瞍传播部落的历史文化是社会转型中的过渡现象。战国时代孟子说过：“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诗，这里代表的是盲瞽保存、口耳相传的部落文化，《春秋》则是用文字记载，主要叙述政治和外交的王朝史。孟子的话透露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信息---历史教育的过渡时期到战国已经大致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