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学时代的到来

1.儒家学说的形成与兴起

先秦儒学本以执掌养生送死为业，近似于巫，能也有用符号记史的本领，并具备一定的历史知识。孔子将儒发展成为一家学派，仍然重视典籍的整理和传播。儒家重视历史并非从孔子开始，其渊源一直可以追溯史前巫用符号记史的习俗。但后世的儒以静止的观照方式看待文化遗产，使儒学教条化。

2.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

汉武帝时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的经学成为两千年封建学校的主课。但后世的儒以静止的观照方式看待文化遗产，使儒学教条化。汉以后学校长期以经学为主课，虽然六经包含文史哲各种学问，但涉及的历史仅局限于先秦，而且经学以伦理哲学为核心，历史只是为了诠释经学的义理，结果只修经学的儒生普遍缺乏历史意识。然而在另一方面,历史仍然是中国的“科学之王”，史官在朝廷地位举足轻重，修史逐渐形成严密制度，历史载籍也绵延不绝。在倡导经学的封建时代，学校有算术科也有医学科却很少有专门的历史课程,和修史制度的完备、典籍的丰富相比，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教育实际上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

（二）宋元的通史精神

1.追溯司马迁的史学理想

现代学校的历史教育，应该是一种通识教育，它要培养学生具有对古今中外社会自然融会贯通推陈出新的旨趣。这种融天人合古今的追求最早出自史学的开山祖司马迁，他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样的宏伟目标。然而这种追求在汉朝只是昙花一现。

2.一系列“通”字头的史学著作的编撰

生活在盛唐时期的刘知几是揭开通史运动序幕的人。照唐朝科举考试的要求，刘知几的父亲安排儿子学习《尚书》,但刘知几对《春秋》更有兴趣。唐朝科举只求“专攻一经”，刘知几并没有像平常人那样只读《春秋》，而是沿《史记》《汉书》等公私典籍顺序研究，终以融会贯通的历史学识写出了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史通》。刘知几是通过独立的治学道路，成为具有通史意识的史学大家，其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封建社会忽视通史教育造成通识人才的缺乏,限制了史学理论的提升。

唐宋之际追求通贯的史家写出了一批以“通” 名史的著作，从杜佑历经郑樵到元朝的马端临，代表了融贯典章的史学新格调。而博览群书的司马光有鉴于史籍的浩瀚---“诸生历年不能竟其篇，毕世不能举其大略”，于是仿荀悦简要之义,网罗众说成一家之言。南宋朱熹又在司马光基础上“增损隐括”，编成“简约易省通惯晓析”的通鉴纲目。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重新归纳史料，使史书返朴归真，回到孔子写《春秋》言简意赅的精神上来。所以《通鉴》仿《左传》，而《纲目》意在追寻《春秋》的褒贬分明。南宋的另一史家袁枢则独辟蹊径，分门别类重新归纳史事,创造了纪事本末体。朱熹的《纲目》自问世后到20世纪初，一直是传统史学的入门书;袁枢的《 通鉴纪事本末》则被梁启超评为最接近现代章节体的史书,而章节体则是近代历史教科书编纂的基础。

总之，始于唐成于宋元对通史精神的追求，使经学时代历史教育达到顶点，其中甚至已孕育了近代历史教育的萌芽。

3.蒙学中的历史教育

唐以来知识分子对通史精神的追求，给学校和社会教育的各个层面都曾带来过影响。首先在儿童的启蒙教育中，历史知识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历史启蒙读物在宋元以后日渐增多。

4.私人讲学的兴盛

在司马光《资治通鉴》问世的同时，以书院形式出现的私人讲学也重新开始，而这两者之间显然存在某种精神上的联系，元初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和明清之际的读书法都有读正史和研究典章的学程安排。

5.文学传史

在西方史学史上。19世纪被称为欧洲的史学世纪。其标志之一就是以司汤达的作品为代表的历史小说的广为流传。中国的历史文学运动和19世纪西方虽然背景不尽相同。但是都有普及历史、教育民众的作用。这是经学时代历史教育留给后人的又一遗产。

（三）明清历史教育的状况

八股取士起于明朝朱元璋，如果仅仅从考试命题的角度衡量，八股文不过是作文的一定格式，甚至不能是个太坏的格式：一篇八股文最多只能写700个字(明朝还只有500字)，先破题然后承题；接着“代圣人立言”，也就是模仿圣贤的口气(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设置一种特定的情景)作文，在八股文里这叫做起讲，起讲后是中股、后股和束股，正文就是四段，每段又要分文字相互对仗的两股，因此称为八股。八股考查的标准细致入微，便于阅卷人操作，如果格式掌握得好，也未必就写不出好文章，纪晓岚编《四库全书》就曾收录前人八股文41卷作为士林标准。然而问题出在八股文只考经书，评判优劣又只根据作文的技巧，并不允许考生在内容和意义上发挥个人的见解。明朝的八股文，篇末原来还有个“大结”，考可以根据题意，引用汉唐以后的史实来支持文章的论点。

如明末顾炎武所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念一史废。”十八房指的是专靠印八股范文牟利的书坊。文人都去忙八股，没有人再肯去钻研经史，可见用八股取士不仅败坏社会风气，也造成读书人普遍的浮躁和无知。鸦片战争后，民族危亡近在眼前，忧国忧民的士大夫又一次感到数典忘祖的严重后果，龚自珍警告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堕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