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

《新民丛报》是20世纪初在日本发行的半月刊是梁启超主持的报刊中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刊物。1902年2月8日，继《清议报》后，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新民丛报》。《新民丛报》为辛亥革命前维新派的重要刊物。初期着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政治学说，言论激进，对中国知识界发生很大影响。至今仍是研究中国近代政治、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刊物。

（二）批判“君史”，倡导“民史”

清朝学部的教育方针，要求历史教育培养学生忠君尊孔，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相比，又向后倒退了一步。学部的历史教育主张逆流而动，说明旧的历史教育即使换了新瓶也难以继续，而这时历史教育的新的世纪却已悄悄地来临，梁启超的《新史学》就是黑暗旧世界透出的第一缕曙光。

梁启超是个温和的政治改良家，惟有旧小说和旧史学他认为要进行革命，尤其对后者更是倾注了他几十年的心血。1902 年发表的《新史学》便是他“史学革命”的宣言。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新史学》被视作开山之作，“是两千多年传统史学第一次发生的根本性转变”。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梁启超的《新史学》从写作的动机到论述的目的，都是在倡导为“老幼男女贤不肖”开设一门历史课，为“老幼男女贤不肖”编写一本“视之为渴饮饥食”的历史书。

梁启超认为，“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为中国所固有者唯史学”，“史学是最博大，最切要的学问”，能起到“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的教育作用，中国要提倡民族主义，要使“四万万同胞强立于世界”，就要人人学习历史。史学史家论梁启超《新史学》，少不了要说他批判旧史的“四弊二病”，其实梁启超所举都与旧史不利于国民教育有关：弊之一为“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无法培养国家观念；弊之二为知个人而不知群体不能激发群力、群智、群德，形成群体的力量；弊之三为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不能经世致用，结果是脱离实际，“知古而不知今”；弊之四为知有事实，不知有理想，如此则不能益民智，反而耗民智。病之一为能铺叙而不能别裁，所以史学不能普及；病之二为能因袭而不能创作，所以没有新意，不能启发思想。

梁启超既认为历史教育要承担激励四万万同胞自立于世界之林的使命，而旧史学用于教育又是如此的弊病丛生，所以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而梁启超用来拯救史学的就是社会进化论。他强调进化论有公理公例---即有规律可循,主张运用进化论把中国放在世界范围中研究，把史学放在各种学问中研究。

社会进化论的历史教育观是梁启超与封建史观相对抗的旗帜。在这面旗帜下聚集的既有和梁启超政治立场一致的立宪派,也有孙中山的革命派，他们和梁启超的史学革命声气相通，在20世纪初的中国掀起了批判君史倡导民史的浪潮。其中一篇《论中国亟宜编民史以开民智》的文章，点明了此种讨论与新式学堂急需编写历史教科书有关。学制出现之前我国已经有个别新式学校，从西方或日本引进历史教材。由于中日两国文化和地理上的联系，明治维新前后日本还在用汉语写作历史教材，例如冈本监辅用汉文译的《万国史记》。此外，这一时期译成中文的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和桑原骘的《东洋史要》是影响最大的两部章节体历史教科书,其中那珂通世在日本最早用实证的方法写史桑原骘藏注重西政启蒙主义和理性精神，是他将科学的研究方法导入了初创时期的东洋史学。过去有人把这段使用外国人编写中国史教科书的经历视为中国的耻辱。其实引进国外先进课本，有助于19—20 世纪之交进步史观的普及。

清末学校历史教育从课程设置到教科书的编写都借鉴过国外经验，1904年罗振玉、王国维主编的《教育世界》刊登了我国近代第一篇历史教学法论文《历史教授法》，又介绍了西方历史教育的理论和方法。

马克思说过，哲学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先导。辛亥革命前，各派都关注学堂的历史课，民史君史之争反映朝野历史教育目标截然对立。政治主张原有分歧的立宪派和革命派却在发动史学革命，以历史教育鼓舞民众这一点上取得了共识。中国传统文化向来缺少西方那样的思辨哲学，但中国古代伦理哲学相对发达，辛亥革命前进步史家发动的史学革命，实际上就是为了革旧史学的思想基础---封建伦理哲学的命，和马克思说的哲学革命作用一样。章太炎致袁世凯信称，“以历史民族之义提倡光复”，“十四省应如反掌”，“惟历史民族主义，足以为全国斗勺”，“故率兵不为犯顺”，“推亡不为篡盗”。对历史教育有功于辛亥革命，太炎先生九十年前就作了公正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