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界革命”
梁启超提倡“新文体”和“新民说”,广泛介绍西方近现代文化思潮,宣传思想启蒙。梁启超及其同代人尤其重视文学的社会性、政治功利性,这样的文学观一直影响到五四以及以后新文学的整体走向。
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新意境即理想深邃宏远;新语句则是来自欧洲表现新思潮的名词术语;以古人之风格入之,说明他的“诗界革命”是革其精神而不一定革其形式,即如他称谭嗣同那样的“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梁启超以诗评家身份标榜“诗界革命”,但因其保留旧的诗歌形式,而不彻底。真正以诗人面目倡导“诗界革命”,以俗白文字入诗的是黄遵宪。他一面主张用俗话作诗——所谓我手写我口——一面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谓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诗。
“诗界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在创作观念方面,对1918年的新诗运动,给予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