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小说界革命”
小说观念的变化始自1897年天津《国闻报》所刊《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严复和夏曾佑等人从小说营构人心的角度强调“小说为正史之根”,一改历来小说评点家攀附经史的做法,将小说凌驾于经史之上。
梁启超充满激情的夸示小说的社会功能,把自古为小道的卑贱文体提升到具有“不可思议之力”的高度。其《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1902)称:“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梁启超特别看重小说的“新民”“启蒙”的工具性作用。 在无限被提升其社会作用之后,小说观念又有其自发的矫正。徐念慈发表《余之小说观》,指出:“昔冬烘头脑,恒以鸩毒霉菌视小说,而不许读书子弟一尝其鼎,不免失之过严;今近译籍稗贩,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咸唯小说是赖,又不免誉之失当。”并称小说与人生不能沟而分之。这是五四时期“为人生的文学”的滥觞。徐更加强调小说的审美价值,他的小说观念介于梁启超的社会功用和王国维的独立价值之间。西方小说的翻译对中国小说观念也有影响。
语言观念改革是“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的前提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文体观念的变革也有着相应语言观念变革的背景。下面我们将了解“文体革命”的具体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