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叙传抒情小说的定义及特点

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最初体式是“自叙传”抒情小说，作者多集中于创造社。创造社的作家从理论到实践都强调小说的主观性和抒情性，尤以郁达夫为代表。

“自叙传”抒情小说定义：作品中大都有一个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作者不着意于通过人物的性格刻画，以某种思想意识教化读者，而是直接抒发主人公的强烈感情，去打动读者。这种小说侧重于作家的自我暴露，以及个人私生活和心理的描写，这是接纳日本“私小说”和其他一些外国小说的影响而形成的。郭沫若把这种小说的美学追求称为“主情主义”，这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是一种全新的样式，也是对传统小说观念的一种新发展。“自叙传”抒情小说作为一股创作潮流还是从郁达夫1921年出版的《沉沦》小说集开始的。

（二）郁达夫自叙传抒情小说创作概况

郁达夫(1896—1945)自1921年的处女作小说《银灰色的死》起，到1935年最后一篇小说《出奔》止，共创作近五十篇短、中篇小说，这些带有主观抒情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曾震撼了封建卫道者所固守的旧文坛吸引着成千上万的青年读者，在当时产生了深广的影响。

（三）独特的创作观念：

郁达夫认为“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 。因此他大部分小说都直接取材于他本人的经历、遭遇、心情。把郁达夫的小说连起来读，基本上同他的生活轨迹相合。他曾反复地说明作者的经验“除了自己的之外，实在另外也并没有比此再真切的事情”。所以郁达夫作品中的叙述人总是用第一人称写“我”，即叙述者自己，如《茑萝行》、《青烟》、《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过去》、《迷羊》；或者虽然采用第三人称，写的仍是自己的化身，称“他”（《银灰色的死》）、“于质夫”（《沉沦》、《南迁》、《茫茫夜》），甚至古人的名字“黄仲则”（《采石矶》）都无不可，但无不染上作者的身影。

但是这种“自叙传”小说并不等于自传，郁达夫写小说的目的也不是为自己立传，而只是想“赤裸裸地把我的心境写出来”，以求“世人能够了解我内心的苦闷就对了”。

（四）郁达夫小说的思想内容：

郁达夫五四时期的小说创作：

1、描写性的苦闷，展现灵与肉的冲突（对女人—色）。这部分作品多为留日期间写成的如《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等小说。1921年在他与郭沫若等人组建创造社不久，便以“创造社丛书”的名义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沉沦》，包括以上三篇小说，这是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现代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出版后，立即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在广大青年学生中受到热烈欢迎，但也受到一些维护旧道统的社会守旧人士的反对。其中影响最大、最足以代表郁达夫早期小说思想艺术特色的是《沉沦》。

《沉沦》通过对一个在异国留学青年屈辱和苦闷生活的描述，和对他在祖国时学习和生活的回顾，发出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愤懑和控诉，和向旧礼教挑战的个性解放的呼声，字里行间充溢着爱国主义激情。小说主人公留学日本，处于青春期的他，强烈希望获得同性的友谊和理解以及异性的爱情，但弱国子民的身份却使他倍受歧视和冷遇，他酒醉后，于妓院荒唐一夜失身后，在发出渴望祖国强大的呼唤后，蹈海自杀。

郁达夫小说中每常出现的生活和心灵三部曲——追求合理的人生——合理追求的幻灭——终至沉沦和自戕。

性苦闷产生的原因——近代中日文化冲突中的弱国子民意识。古代日本积极学习中国文化，流传至今的典章制度、风俗文化、文字都是证明。近代日本，与中国一样造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1853年美国人柏利率舰队打开了国门，引发了“倒幕运动”，1868年由京都迁都东京，1868—1873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大量引进西方文化，不但在政治经济上迅速强大起来，成了足以与西方列强争雄的帝国主义国家，而且社会思想、伦理道德观念、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17岁以前的郁达夫是在中国文化环境中长大的，接受的几乎全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突然跻身于日本文化环境之中，两种有着巨大差异的文化便在年轻的心灵中发生了激烈的冲撞。这种冲撞是全面的，从灵到肉，从实际生活到社会思想，从个人到整个民族的矛盾，从两性关系到社会生活，等等。这种冲撞引起了郁达夫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如此年轻的郁达夫是无法理解和承担这由历史和民族造成的剧烈而实际的矛盾痛苦的，也很难找到具体解决的办法，因而这种矛盾和痛苦极易积聚为苦闷，表现出哀伤乃至颓废的色彩。对于青年郁达夫来说，影响最直接也最强烈的是两性关系的观念。

中国传统儒家道德以“严男女之大防”、“男女授受不亲”为训条，这不但能以直接的形式影响到郁达夫的道德观念，而且更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在他的身上得到传承。在传统中国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很守规矩的少年郁达夫几乎不可能养成与同龄异性自由进行交往的习惯，也不可能获得追求异性之爱的起码的知识与能力。在性本能觉醒后，他又突然落入了性开放程度极高的日本文化环境之中，道德观念与本能欲望的冲突便大大地被强化了。拘谨、腼腆、畏葸等在中国文化环境中形成的习惯妨碍他在异性面前自由地表现自己，但本能的欲望和要求又使他羡慕、嫉妒能自由交往的日本青年男女。这里有性压抑带来的苦闷，也有固有道德观念受到摇撼时的惶恐、烦乱和焦急，使其心理发生变态。

这种性的苦闷又是与社会的人生的苦闷交织在一起的。在古代，日本对汉文化是仰慕的，日本民众对汉民族也怀着自然的仰慕之情。然而，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民族的这种对先进文化的仰慕已经转向了西方，自身的发展又加强了日本民族的尊严感，于是，便对尚处于贫穷落后状态的中华民族表现出了潜在的或明显的歧视，而象郁达夫这样一些留学日本的青年学生则是这种歧视的直接承受者。当时，日本人口中的“支那人”（CHINA的音译）一词本身便包含着贫穷和愚昧的含义，这使象郁达夫这样的留学青年感到自己在异性面前没有与日本青年平等竞争的权利。这样，性的苦闷、人生的苦闷(金钱、荣誉)和社会的苦闷(中华民族的贫穷和落后)便有机地交织在一起了。

对民族贫弱状况的意识愈益加强了青春期的性苦闷，而性的苦闷又愈益加强了对民族贫弱状况的自觉意识。民族贫穷落后——个人贫穷、不受尊重——在异性面前感到自卑、不能自由地争取异性对自己的爱——性的压抑与性的苦闷——对民族贫弱状况的愈加痛苦的意识，这是郁达夫在留学日本时所体验到的心灵痛苦，也是地在《沉沦》中艺术地表现了的痛苦体验。小说的情感爆发点在性，在性爱的要求：

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

而作品的思想归结点则是祖国的富强：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沉沦》所表现的内心苦闷，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新旧文化交替时期中国知识青年共有的苦闷，因而它在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巨大反响。

归国后，承续着《沉沦》自我暴露传统的有《茫茫夜》等作品，但不论其内在热情和社会意义都在无形中有了变化。《茫茫夜》依然有着自我暴露和社会表现的特定意义，但郁达夫已经跨过了性本能与道德禁忌激烈冲突的青春期苦闷，其性心理自身的典型意义也便无形中降低了。作品的社会反映也渐趋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