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描写“生的苦闷”，风格趋向自我暴露，形成中国“零余者”形象系列。（对金钱——穷）。这部分作品多写于作者归国之后，郁达夫从日本回国后，所面临的已不是两种文化冲突所造成的内心苦闷，这时的自我潦倒感也带上了更多的传统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旧情调。以《零余者》、《茑萝行》（古词排名）及《十一月初三》等为代表。

郁达夫小说中的自我形象与屠格涅夫笔下的“零余者”有密切关系。《零余者的日记》是屠格涅夫“带着热爱”写成的一部中篇小说，小说以一个自称“零余者”的患痨病的破落贵族青年，死前二十天的日记写成。回顾自己三十岁的短促生涯，唯一有光辉的日子就是与地方官的女儿恋爱，但恋人很快被一个从首都来的青年公爵占据了。《日记》自叹“在我这一辈子里，我老是发觉我的位置给人家占去了”，“我就像轮子里的松鼠那样打转”。因此这部中篇作品一经问世，“零余者”这个词遂流行于俄国文坛。

郁达夫小说中的自我形象，多有屠格涅夫笔下零余者的孤独内向，懊恼悲怆的性情。《零余者》为题的小说，描写了一个“袋里无钱，心头多恨”的青年的漫步与自省。生活的困苦使他渴望有钱，并仇视富人的荒淫，但一当有钱，他又觉得玷污了自己的人格，又近乎变态地诅咒金钱，将之放在鞋底践踏以维护自己的尊严。

《茑萝行》的主人公审视自己生计无着落，婚姻不美满之后，也自怨自艾是“一个生则于世无补，死亦于人无损的零余者”，“天生卑怯，从小害着自卑狂，在这样的社会上，谅来也没有我的位置了”。

《十一月初三》是郁达夫28岁生辰写的。抒情主人公觉得自己是“人类中最不幸最孤独的一个”。把自己比喻成失去中心点的剪刀，“这半边剪刀物件虽是物件，然而因为中心点已经失掉，用处是完全没有的”。

这些小说中的抒情主人公都是所谓“零余者”，即“五四”时期一部分歧路彷徨的知识青年，他们是遭社会挤压而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小人物，是被压迫被损害的弱者。他们或者是《沉沦》里由于个性解放(包括性的要求)和爱国情怀的受压抑，以致绝望而麻醉自己、戕害自己的人；或者如《茑萝行》、《杨梅烧酒》里的人物，原来也希望为祖国做一番事业，可社会给予他们的则是经济困窘与政治压迫，最终逼使其有的失望去国，有的颓唐堕落。

3、描写“社会苦闷”，展示归国后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作品的客观写实性增强，（对职业—愁）。郁达夫自己也说：“《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多少也带一点社会主义的色彩。”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色彩”，是说这些作品不再纯是个人痛苦的宣泄，同时还反映了下层社会群众的疾苦，表现工对劳动群众的同情。

《春风沉醉的晚上》（1923）写一个贫苦的知识分子和一个烟厂女工同住在贫民区，两人发生交往的一段过程。女工陈二妹对剥削和妄图侮辱她的资本家及其走狗恨之入骨，为此，她劝阻别人不要买他们厂出产的香烟，而对同她一样贫穷的知识分子 “我”十分同情，当“我”因得点稿酬买些食品与她同吃，和因衣履破败只好昼寝夜出漫步的举动，引起她的误解和怀疑时，好言劝慰“我”要走正路，勿入邪途，在陈二妹身上存在着中国劳动人民金子一样宝贵的品德。

郁达夫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关系模式：在郁达夫(以及前期创造社小说家)的笔下，男主公(常是中国留日学生)在彷徨无路中，总要遭遇一些现代都市里的沦落女子，或为妓女，或旅馆侍女，或酒馆当炉女，显然承袭了中国传统的“倡优士子”模式，不免使人联想起白居易的《琵琶行》与马致远《青衫泪》等元杂剧。在郁达夫的代表作《春风沉醉的晚上》里，古代的倡优变成了现代工厂的女工，她不仅仍然常受猥亵，而且时刻面临着失业的威胁，与小说中实际上已沦为都市流浪汉的“我”，同是“无家可归”。当作家写到她以“孤寂的表情，微微的叹着说：‘唉!你也是同我一样的么?”’时，是有着一种格外动人的力量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千古绝唱被赋予了如此鲜明的“现代”意义，而且同样震撼人心。

《薄奠》(1924)反映人力车夫的困苦生活和高贵品质，控诉了社会的黑暗和不平等。小说中人力车夫辛苦劳作，只为实现一个小小的奋斗目标；积攒点钱买下辆车，摆脱车厂主对自己的敲诈和盘剥。但是，在那人吃人的黑暗岁月里，那有穷人的活路，最终落得个抛下妻儿落水而亡的悲惨后果。他曾为老婆花了点积攒的买车钱买了几尺布为他做衣服，而大吵大闹。但是，当发现“我”偷偷留给他的金表时，误以为是遗落那里，匆匆跑来送表，这一神来之笔，贴切自然地表现出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共同的社会际遇已使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的命运联在一起，同忧患，互关心，情真谊长，写得通畅自然，读之感人至深。人力车夫惨死后，“我”用仅有的五元钱，制作一辆纸糊的人力车，去祭奠死去的朋友，以酬他生前的夙愿，充满了醇郁的人间情味，令人潸然而涕下。

与上述两篇小说相比较，《过去》以往不太受人重视，但它却是郁达夫小说中最具人生哲理意味的作品。小说写“我”过去与陈家三姊妹都有交往，其中老二泼辣大胆，但对追求她的男青年抱着戏谑玩弄的态度；“我”也狂热地追求着她，而真正爱着“我”的却是性格偏于忧郁的老三。老三默默地、真挚地爱着“我”，而“我”却忽略了她的爱。后来，“我”与老二无成，老三也嫁给了一个富商。三年之后，“我”与死了丈夫的老三又重逢于M港市，二人都企图挽回失去的爱情；但过去的经历却横亘在他们各自的心头，虽经百般努力，也已经无法唤回彼此相爱的情绪了。小说以“过去”为题，给这篇看似平淡无奇的失恋故事罩上了一层深挚的人生苦味。作品使人们想到，在人生的旅程中，人们是多么容易被一时的现象所眩惑而狂热地追求实际上对自己毫无意义的东西，却在无意之中忽略了对自己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呵!“过去”是无法挽回的，它永久性地改变了人们的人生道路，并且留给人们以涂抹不掉的人生遗憾。

郁达夫30年代的小说创作——多重矛盾人格的统一

“风格即人”。作为激进民主主义者的作家郁达夫，他的思想和行动是充满矛盾的，他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也是充满矛盾的。关心社会人生乃至国家政治局势的变化，追求文学的独立地位和价值，向往隐逸生活的自然乐趣，几乎是同时存在于郁达夫身上的三种思想趋向。作为一个文学家，他追求文学的独立地位和价值，不承认文学的从属地位和对文学独立性的忽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关心社会人生，不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而他又时时表现出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与此同时，由于感情的脆弱，他又经不住各种人生矛盾给他带来的精神打击，于是，他又恋慕传统隐逸文人的隐逸生活，希望在这种生活中获得自我心灵的平静。显而易见，他的恋慕隐逸生活并不说明他不关心社会人生，而是因为他无法适应现实社会中的各种人生矛盾。正因为如此，他也无法在隐逸式的生活中忘却人生，忘却现实生活给他造成的精神痛苦，并且很快便会回到社会人生的矛盾纠葛中来。郁达夫一生的思想历程，几乎都处在这三种不同思想倾向的往复不已的循环之中；而在人生中恋慕隐逸生活、在隐逸时关心社会人生，又是郁达夫思想和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郁达夫30年代的小说创作曲折地反映了他的三种思想趋向。这三种趋向几乎无法以“时期”划分，而是彼此错杂地交织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