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反映社会生活和革命斗争的作品。《她是一个弱女子》、《出奔》。

如果说，《她是一个弱女子》还大量描写了性的苦闷和生的烦恼，带有20年代郁达夫自我暴露小说的明显特征的话，那么《出奔》则是较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品，即使放在茅盾的小说中也不会感到彼此难以协调。小说写的是在革命过程中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摇，揭露了恶霸地主欺压人民的罪行和腐蚀瓦解革命队伍的阴谋活动。小说采用了较严格的写实手法，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客观面貌。但郁达夫到底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他缺乏茅盾那种明确的历史感受，也没有鲁迅对人的灵魂开掘的深度，因而这类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都不够成熟。《她是一个弱女子》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显得杂乱，《出奔》则缺乏鲜明的创作个性和独立的恿想特色，因袭着茅盾20年代末期已经描写过的题材，而又不象茅盾那样对实际的革命过程有亲身的体验，因而相对于茅盾的《蚀》来说显得粗疏，缺乏独创性。

2、表现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之情。《东梓关》、《飘儿和尚》可作为代表。这两篇小说同作于1932年，更为精致匀称，沿袭了前期《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等小说以抒情之笔写客观之人的风格特征，文笔优美，具有较浓郁的诗意特征；但在精神内涵上却偏于单薄，不具备《沉沦》等小说那样丰富的文化内涵，表现着对传统道家出世思想和佛家厌世思想的简单因袭，对社会的揭露也停留在名利如云、政治险恶、人生如苦海等一般性的观念上，甚至还流露着对明哲保身、苟且偷生等传统人生观念的赞美之情。《东梓关》“二十年来，大局尽变，徐家其他各房，都因为宦途艰险，起落无常之故，现在已大半中落了，可是徐竹园先生的一房，男婚女嫁，还在保持着旧日的兴隆，他的长子，已生下子孙儿，三代见面了。”这种幸福观不能不说是平庸的。

《迟桂花》与《东梓关》、《飘儿和尚》同作于1932年，在表现形式上也与它们极为相似，过去常常被视为一类的作品。实际上，《迟桂花》因为塑造了迟桂花这个特异的人物形象而与上述两篇小说有了根本的不同，代表着郁达夫小说的另一种倾向。迟桂花不是在现代都市人生中败下阵来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而是在自然淳朴的生活环境中形成的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她的生命力没有受到过都市人生的强力摧残，因而她的精神特征不是疲弱无力的，而是昂扬蓬勃的，虽不具有意志强毅的崇高美，但却圆润晶莹，呈现着自然人性的优美。《迟桂花》代表了郁达夫后期小说的最高艺术成就，与前期的《沉沦》遥相呼应，共同体现了郁达夫小说的总体特征和总体演化轨迹。

（五）郁达夫小说风格变化的原因：

在《沉沦》时期，郁达夫抱着对人生的童稚幻梦走进人生，但柔弱的心灵难以承担人生的痛苦，生命力和性本能受到压抑，使他有着强烈的苦痛扭泛滥的感情。形成了《沉沦》的独特风格。到了《迟桂花》 时期，不断的精神打击已经毁灭了他的人生幻梦，他的生命力和性本能要求也不再如青年时的强旺，因而人生的热情减弱，澎湃泛滥的感情渐趋平寂，他开始追求平静的生活和平静的心情。如果说，前者是抱着人生幸福的幻梦而得不到幸福的痛苦感情的宣泄的话，那么，后者则是他欲求平静而不得平静的内在精神需要的表现。前者体现着人类对人生的一个终极性要求：希望人生变得热烈辉煌，希望人性变得直率大胆，希望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感情热烈，如胶似漆；后者则体现着人类的另一种终极性的人生要求：希望人生变得轻松自然，希望人性变得自然优美，希望人与人的关系变得轻松自如，和平恬静。这是一个情感丰富而意志力薄弱的人在从青年到中年的人生旅程中极易发生的情感变迁，因而二者之间有着一种统一性和自然的联系。郁达夫的小说体现了这类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社会历史中的精神历程。

（六）郁达夫“自叙传”抒情小说的特点及不足：

郁达夫的小说虽然有着各种不同的趋向，前后期也有一些变化，但作为“自叙传”抒情小说，现代小说的有代表性的现象，却有着鲜明的特征：

1、自我的写真（作品的自叙传性质）。郁达夫虔信法朗士关于“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断言，他的小说大多带有“自叙传”的色彩。在相当多的作品中，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个人出身，经历、个性，气质、教养、人际交游、审美趣味……乃至相貌的投影。从初期的《沉沦》到《春风沉醉的晚上》、《茫茫夜》直至《过去》、《迟桂花》（不论是作品中的他、伊人、还是我、“老郁”、“文朴、于质夫，或是李白时、甚至古代的“黄仲则”《采石矶》，没有一个不包含作者本人的身影或精神气质。而第一人称主观叙事的角度，尤为郁达夫所喜用(在他全部50多篇小说中，采用第一人称的就有40来篇)。这个具有连贯性的抒情主人公，几乎支撑着郁达夫的全部小说。这是一个以“自我”为原型、浸透着作者本人强烈主观色彩的文学形象。“他”以自我的个人经验、情感生活为单纯的线索，宣泄着一已的情怀，既有卢梭式的自白，也有维特式的自怜、自惭、自卑与自尊、自傲相纠结，构成于时代的“零余者”的心史、情绪史，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上展现出独特的风采。作者深信透过“自我”心灵的观照，也能折射大千世界。但并不意味着把文学创作的小说看做是作者的回忆录或自传，看做是作家履历的复写。郁达夫小说中，“袋里无钱，心头多恨”、“于世无补”自卑颓唐的“零余者”的形象，并不能看做只是郁达夫个人的写照，而足称“五四”时期一大群沾染了“时代病”，因而彷徨、苦闷，找不到出路的青年们的典型。这一特征是以郁达夫为代表的创造社作家共同主张的“表现自我”创作理论的实践。

2、感伤的抒情。情调偏于低沉，泛滥着颓伤的情感和失意心情的诉述，显现出特有的感伤美、病态美。郁达夫认为：“小说的表现，重在感情”，并且把“情调”二字视为衡量小说优劣高下的主要标准。以抒情为艺术中轴，他的小说通常都没有完整的情节，更不去经营情节的曲折、紧张，他注重抒发主人公抑郁寡欢、孤独凄清的情怀，坦诚率真地暴露和宣泄人物感伤的、悲观的甚至厌世颓废的心境。他特别对忧伤的情绪感兴趣。作品中的主人公性格都有相通之处，有时似乎不免失之单调，但主人公感情的真挚却无可怀疑。因此少这种感伤的呼号与叹息赢得了同代青年强烈的共鸣。

作者竭力抒发他主人公的苦闷情怀，及由此而生的颓废和变态的心理言行，从中揭示出一种“时代病”，即“五四”时期青年知识者生理与心理的病态和变态，又并非展示病态，而是发泄对病态社会的不满与抗议。指出青年病态的制造者是黑暗的病态社会。（如《沉沦》的主人公）。值得注意的是，郁达夫笔下病态人物的命运，又是与祖国民族的命运相联的，祖国的贫病也是造成青年时代病”的重要原因。《沉沦》主人公自杀前，悲愤疾呼：“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小说正是这样曲折地表现了一代青年要求自由解放、渴望祖国富强的心声。

3、性心理的直率大胆描写。郁达夫接受了西方浪漫主义小说和日本私小说的影响，开始创作时又正值青年时期，适应“五四”后青年个性解放的要求，开始以直率大胆的态度正面描写人物的各种性心理和性本能要求，把性心理作为人物心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改变了中国古代文人只把性心理当作揭露反面人物的虚伪和爱情小说的些许点缀的状况，这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

4、结构的散文化。从鲁迅开始，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就呈现着散文化的倾向，郁达夫则将之发展到了极致。他在自叙传观念的影响下，把人的所经所历都视为小说的题材，既屏弃了传统小说必有的故事框架，也摒弃了写实小说由人物关系构成的立体形结构框架，只是随一个人物的所经所历写下去，这就将散文化提到了最高的程度，使其很多小说与散文几乎没有了明显的界限。

郁达夫的小说既以抒情为中轴而轻视情节的营构，也就必然造就郁氏抒情小说的散文化倾向。除了写实风格较明显的《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出奔》等少数几篇小说外，无论是早期的《沉沦》、《南迁》还是《茑萝行》、《青烟》、《一个人在途上》、《还乡记》等，几乎都没有以完整的情节为中心的结构框架，也不讲究谋篇布局，时间跨度一般都不长，常常撷取生活长河中的片断，又若断若避，时有蔓枝，与传统的讲故事式的小说模式大相径庭。换言之，郁达大小说的结构不是以情节为中心，而是以情绪为中轴，依人物感情的波澜起伏结撰成篇。《沉沦》虽无贯穿前后的情节线索，而主人公“我”的孤独感，苦闷感及感伤情调却一以贯之，形成作品结构内在的一种凝聚力量。因此，它历来被视为郁达夫的代表作。郁达夫似乎不受叙事性文体小说的结构法则的拘束，缺乏剪裁和伏笔，缺乏因果之间的照应，随意着笔，行文松散，一任感情波澜的起伏而流动，或只是情绪的连缀，这正有利于强化小说的抒情效果。现代小说中一种崭新的体式——自我写真的抒情小说，正是这样在他富有创造性的实践中得以确立。

5、情（主观抒情）、景（客观景物）的互渗与交融。郁达夫有着很好的中国古典诗词的修养，因而他的小说文笔优美，富有诗意特征。以感伤的抒情为中轴的郁达夫小说，轻视情节的营构，而注重情绪的倾诉，主要方法有二：一是借助于人物心理的细腻描摹；一是讲究外在景物的恰到好处的衬饰。或以“情”景化，或以“景”情化，或精细地把捉隐而无形的潜意识、幻觉……都让读者听到了人物的心音，成功地刻画了人物的性格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因事件的单纯、（甚至杂乱）可能造成的性格的贫瘠与偏枯，人物灵魂奥秘的连续自白，以其真率中夹带着感伤的倾向，表达着作者的社会态度和对人生的悲剧感情，呼应着“五四”这个青春时代的社会心理氛围。

但郁达夫的小说也有一些明显的弱点。例如，他长于抒情却弱于客观描写，对小说人物往往开掘不深，典型性不强，有些小说由于散文化的倾向太强而流于结构松散，在抒情与叙事上则直率大胆有余，含蓄蕴藉不足，有直露肤浅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