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概况:体裁——正剧、悲剧、喜剧。 创作角度——创作剧、翻译剧。
最先出现的是以民众戏剧社、上海戏剧协社提倡的现实主义戏剧思潮——“社会问题剧”的创作潮流,和国剧运动提倡的“趣味主义”戏剧。初期的戏剧创作以田汉、洪深、丁西林的艺术成就最高。
爱美剧的小剧场运动十分重视剧本的创作,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早期剧作家的代表作都是首先在小剧场演出的,可以说他们是为小剧场所培育的一代话剧文学的开创者。在剧本创作问题上,人们首先注意的,是民众戏剧社作家所创作的“社会问题剧”。
内容:初期的话剧创作,多以反对封建礼教、提倡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为中心内容,这与“五四”时期那种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的要求相一致的。
1、胡适(1891——1962),虽不是民众戏剧社与上海戏剧协社的成员,但他模仿易卜生《娜拉》创作的独幕剧《终身大事》,却是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的。
该剧发表在1919年3月的《新青年》上,是中国第一部刊载于正式刊物的话剧创作。剧作写一位封建士大夫家的小姐田亚梅作为新知识女性和一个富有之家的少爷陈先生婚姻恋爱的纠葛。田小姐执意要嫁陈先生,但遭到父母的反对。母亲是出于迷信,父亲是因为查出历史上田、陈本为一家,遵守“同姓不婚”的封建族规。最后,田小姐给父母留张字条,偷偷出走,坐上了陈先生在门外等候的汽车,以宣告斗争的胜利。田亚梅的行为在今天看来似乎不足为奇。但在当时却无疑是惊世骇俗的举动,以致于本来打算排演这部戏的几个女学生竟无一人敢于扮演田亚梅。剧作充溢着强烈的个性主义精神,从中可以看到易卜生戏剧的明显影响。有明显的模仿《娜拉》的痕迹,但由“门当户对”的门第观念(大家闺秀——有钱少爷)和反抗的微弱——出走,所以写得并不彻底。1923年鲁迅写了《娜拉出走后怎样?》对“出走娜拉”的归宿问题进行彻底的了回答。
《终身大事》的局限及意义:1、没有把它处理成悲剧,而是一部正剧,但作者却说要写一部悲剧,这说明胡适对戏剧的概念还十分模糊。
2、表现主题还较模糊,把必然性的冲突写得较偶然。
3、最早提出婚姻民主、平等、自由的概念,同封建婚姻观对立,有反封建意义。
《终身大事》之后,《新青年》还发表过杨宝三的短剧《—个村正的妇人》和陈绵的短剧《人力车夫》,但都是比较粗浅的作品。
2、汪仲贤(1888—1937)有独幕剧《好儿子》。剧作描写的是一个普通家庭的人际纠葛“好儿子”陆慎卿是家庭中唯一的生产者。母亲、妻子和兄弟都只顾自已挥霍或藏私财,结果逼得他走上了推销伪钞的犯罪道路。这是一部较有深度的反映中国家庭生活的剧作。
3、陈大悲(1887—1944)代表作《幽兰女士》是从一个家庭着眼来分析社会问题的。他创作的剧本较多。其中独幕剧《爱国贼》写一个具有爱国正义感的盗贼潜入一个上层官僚家中,窥见了其卖国的勾当,义愤填膺,羞与为伍,警告那个卖国的官僚不许再自称“卖国贼”,以免玷污了“贼”的声誉。五幕剧《幽兰女士》写的则是一个富有家庭的腐败和斗争,剧作既写了幽兰女士的后母为了争夺家产所费的种种心机,也写了幽兰女士为争取婚姻自主所进行的不懈斗争。陈大悲这一时期的剧作一方面很注重宣传“主义”,另一方面也想以曲折的情节吸引观众;但由于情节过分离奇,反而损害了其剧作的艺术力量。
4、欧阳予倩(1889—1962)
湖南浏阳人,我国话剧运动最早的奠基人之一。1907年在日本组织“春柳社”,1911年回国组织“新剧同志会”,1922年参加上海戏剧协社,创作两部独幕剧《泼妇》(1922)和《回家以后》(1924)。1928年以后的作品有《潘金莲》、《车夫之家》、《同住的三家人》等,多反映旧社会的妇女命运和下层人民的贫困生活。
《泼妇》题目就是反义的,是借了封建势力攻击新女性的话而反用之。批判了多妻制度和封建的为妇之道,歌颂了勇于坚持人格独立和自尊的妇女们的反抗精神。剧本透过婚姻问题揭露封建道德的罪恶,比起一般仅仅提倡婚姻自主自由的题材似乎更深一层。《泼妇》塑造了一个勇敢捍卫妇女权利、坚决反对丈夫娶妾的新女性形象,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识。作品结构紧凑,气氛紧张,艺术上也相当成功。(女主人公素心,威胁杀子,迫使丈夫了断私情,又迫其写下离婚书,自己带着孩子昂然出走,也受到《娜拉》的影响。)《回家以后》写一个已有妻子的留学生在留学期间又与一个外国女子结婚,本来打算回家与原配妻子离婚,但回家以后却发现原配妻子有许多为新式女子所没有的好处,从而陷入了两难的尴尬境地。剧作体现了作者在面临对新旧两种文化作出选择时的迷惘和犹疑。这个剧本虽不是浅薄之作,但正如洪深所提醒过的:“这出戏,演得轻重稍有不合,就会弄成一个崇扬旧道德讥骂留学生的浅薄的东西。”
这些剧本都是着眼于提出社会问题,剧本本身艺术性并不十分好,但有强烈的社会意义,因而常引起观众热烈的反响,尽到了文学的思想启蒙作用。
与趣味主义戏剧见解相联系,当时也出现过一些与“社会问题剧”不同,但过分追求趣味而相对忽视社会意义的戏剧作品。这方面,熊佛西、余上沅、丁西林等人的剧作较有代表性。
熊佛西(1900--1965)的三幕剧《洋状元》写一个在外国获得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回家,见了父母叫“老同胞”,拿自来水笔冒充“自来电枪”去蒙骗乡亲,结果被土匪头子“天不怕”逮住,逼他扮成一头驴拉大磨。由于作者违背生活真实去迎合群众的低级趣味,结果使作品成了浅薄的闹剧。《洋状元》很能显示作者的创作倾向,但不能代表他这一时期的剧作水平。熊佛西的另一部剧作《一片爱国心》写的是一个由中国丈夫和日本妻子组成的家庭在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时代背景下,夫妻、亲子之间所发生的激烈冲突和感情纠葛。这虽然仍是一部以情节取胜的作品,但由于其中蕴含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曾获得较好的反响。
余上沅(1897—1970)的独幕剧《兵变》,写一个因追求婚姻自主而被父亲禁锢在家的新女性钱玉兰机智地利用部队要发生兵变的谣言,逃出家庭。作者为了追求喜剧效果,对一些人物也作了一定程度的夸张,但基本上没有超出喜剧艺术所允许的范围。
创作倾向与上述两位比较接近,但在戏剧创作上取得了较大成功的是物理学家兼剧作家丁西林,我们在稍后进行专门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