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孙犁:追求诗意的抒写者
孙犁是解放区短篇小说家中除赵树理之外最重要的作家,但是和赵树理不同,他不是以现实主义的精神表现农民心理思想改造过程的艰难,而是以浪漫主义的笔调着重表现农民的灵魂美和人情美,艺术上追求诗的抒情性和风俗化的描写,并以他为首,后来形成了一个“荷花淀派”。
1.生平及创作
孙犁,原名孙树勋,出生于河北省安平县,1938年投身于抗战洪流,长期在晋察冀根据地从事抗战文化宣传工作,1939年开始正式发表小说、散文,1944年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当研究生、教员,在《解放日报》副刊上陆续发表了《荷花淀》、《芦花荡》、《麦收》等一批清新亮丽的白洋淀系列小说,在慷慨激昂的抗战年代,立刻引起了文坛的瞩目。孙犁先后结集出版了《荷花淀》(散文、小说合集)、《芦花荡》、《嘱咐》、《采蒲台》、《白洋淀纪事》(散文、小说合集)等和中篇小说《村歌》,以其清新而又细腻的艺术格调,受到了读者广泛的喜爱和赞赏。
2.孙犁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
⑴通过日常生活画面展示时代风貌,注意情景交融、写实和抒情的完美结合。在选材上,孙犁的小说没有离奇曲折、惊心动魄的场面,激烈而残酷的战争被推到了幕后或置于侧面,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主体部分是散发着浓郁的水乡气息的日常生活:夫妻之间的私语、离合、思念乃至误会、口角,乡亲邻里之间的和谐、军民之间的亲情……因此,对主人公性格的刻画重点不在于那大智大勇、无私无畏的一面,而在于他们在“家务事、儿女情”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最富有个性的一面。如孙犁的代表作《荷花淀》主要的篇幅是用来描写月夜织席、夫妻话别、探亲遇敌、见到丈夫等场面,虽然也有对战争的描写,但是只是寥寥几语就带过了,表现的都是很平凡、纯真的人之常情,其中却蕴含着识大体、顾大局的民族正义感,突出了主人公的美好心灵和质朴纯洁的精神世界。
⑵塑造了一批光彩照人的青年女性形象,从这些纯真、健美的女性身上挖掘出时代精神的美,发现了“美的极致”。孙犁小说着意刻画、赞美的人物都是女性,如《荷花淀》、《嘱咐》中的水生嫂;《光荣》里的秀梅;《芦花荡》中的两个女孩子大菱和二菱;《出走以后》中的王振中;《麦收》中的二梅;《碑》里的小菊;《钟》里面的尼姑慧秀;《“藏”》中的浅花;《山地回忆》中的妞儿;《吴召儿》中的吴召儿等。
孙犁对这些生活在冀中平原上的劳动妇女有着独特的理解和发现,在他的笔下,这些女性一个个象男人一样热爱劳动、热爱家乡、敢作敢为,对敌人英勇无畏,充满着刻骨的仇恨,显示着从封建枷锁中解放出来的新一代妇女的伟大力量,又都那么的美丽活泼、温柔多情,识大体、顾大局、甚至比男人还要乐观自信。在她们的身上,儿女情和爱国情、传统女性的美德和新时代解放妇女的新特征完美地融为了一体,具有纯洁的心灵、崇高的情操、丰富的情感和质朴厚道、欢乐的情怀。
⑶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善于通过细节和对话来刻画人物。孙犁在捕捉生活形象时,总是紧紧抓住与自己心灵相契合的一瞬间,印象式地抓住形象打动自己的那一部分,加以突出的描写,而并不注重对象的全部。如《吴召儿》这篇小说中对吴召儿的描写,只抓住了最能打动自己的几个瞬间:反扫荡开始,吴召儿竟然从容不迫地换上了一件红棉袄;爬山时,吴召儿爬得很快,并且走一截就坐在石头上望着我们笑;当一大批敌人包围了大山,吴召儿毫不犹豫地迎了上去,把棉袄翻了过来,露出了里面的白里子。作者紧紧抓住了几个最能打动自己的瞬间,写出了吴召儿的外在美、内在美、和自己主观感情上对美的赞赏的合而为一。
⑷在结构上,采用散文式的,追随人物感情流动的抒情结构,追求小说的散文化和诗化,虚实结合,不以情节取胜。孙犁小说在艺术结构上具有虚实相间的艺术特色。他的小说常常没有完整和连贯的情节,只是截取人物生活的一个或者几个特定的横截面,加以细致的描绘和渲染,而在两个横截面之间则几笔带过,让读者自己去想象。这就是虚实结合的笔法,故事情节的开展疏密相间,详略得当,非常富有流动感和节奏感。
⑸语言清新、明净,具有一种诗意美。孙犁认真地追求语言的艺术美,他的语言从生活出发,具有浓厚的泥土气息,但是却又不露痕迹地进行了艺术加工,把语言的通俗和优美、简练和细腻、直率和含蓄、清淡和浓烈,和谐地统一在了一起。
1.生平及创作
赵树理(1906-1970),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人。农民出身,解放区土生土长的人民艺术家。其创作是现代文学转型的一个标志,代表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他所持有的“文艺大众化”的主张和40年代的主流政治不谋而合,被解释为一种新型文学方向的代表,是最能体现毛泽东的《讲话》所提出的文艺路线的典范。其流风余韵直接影响了整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并以其为首开创了“山药蛋” 一派,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化和大众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代表作: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罗汉钱》;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邪不压正》;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等。
2.立足于民间的审美心理结构
长期以来,赵树理一直坚持“民间正统论”。他把中国现有的文学艺术划分为三个传统:一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级的传统,二是五四以来的文化界传统,三是民间传统,而在这三者之中,他始终坚持应以“民间传统”为主,而且在这一点是鼓足了劲儿,甚至死也不悔改。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一员,在对第一种传统的取舍上,他与当时文艺界多数人的主张是一致的,但是若以新文艺传统为主的话,他则认为必然“要把现在尚无文化或文化不高的大部分群众拒在接受圈子之外的”。偏僻的农村生活环境和贫寒的家境,使赵树理从小就体验到了中国农民生活的艰辛和痛苦,通晓农业生产技艺和北方农村风俗习惯,并接受了民间艺术和民间语言的熏陶。赵树理的许多邻居都是民间艺术组织“八音会”的成员,没事就凑到一起吹拉弹唱,这使赵树理从小就沉浸在民间文化的氛围中,并醉心于此,喜欢民歌、民谣、鼓词、评书、戏曲等民间艺术形式,为其后来从事文学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经验和民间艺术营养,逐渐形成了其独特的艺术个性。
在长治省立师范学校读书期间,赵树理接触到了现代科学文化,特别是五四新文学。他把自己喜爱的新文学书刊推荐给农民朋友,但他们却根本不感兴趣。这使他觉察到了现代文学所存在的脱离民众的根本弱点,因此,当他开始文学创作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让农民们听得懂,立志做一个“文摊文学家”,一步步去夺取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开始独自进行文学大众化、通俗化的探索。
1943年5月,赵树理完成了他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一举打破了新文学和农民之间存在的隔膜,受到了农民的热烈欢迎。此后佳作连篇。 1946年8月,周扬在延安发表《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充分肯定了赵树理的艺术成就。1947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正式提出了赵树理方向。他的影响迅速从解放区扩展到了全国,部分作品还被介绍到了国外,引起了世界的注意。
赵树理的文艺主张和毛泽东的《讲话》是暗通的,有一种内在的契合,但是在毛泽东的《讲话》发表之前,他的主张始终得不到文艺界多数同行的首肯,双方在“文艺形式的新旧之争”上纠缠不清,先是互相嘲笑,后来就变成了公开的争论,1943年夏天,赵树理读到《讲话》后,欣喜若狂,感到毛泽东说出了他想要说的话,从此,“讲话”精神就成了赵树理艺术生命的灵魂。但是, 赵树理始终是站在“为农民”的立场上的,这就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为政治”存在着一种潜在的矛盾,为他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1970年,赵树理死于文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