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杨逵
　　1、生平及创作
　　杨逵，原名杨贵，1905年生于台南县新化镇，1924年中学毕业后东渡日本，攻读文学。4年后返回台湾，参加抗日农民运动和文化运动。杨逵在有生80年的岁月里历经坎坷和磨难，生活清苦却胸襟坦荡，有贫贱不能移的风骨。他的小说《春光关不住》(后改为《压不扁的玫瑰花》)被收进中学课本，他“永不灰心，永不丧气，埋头苦干，人们用“压不扁的玫瑰花”作为对杨逵精神的总结。他目睹了台湾社会历史的变迁，他的乡土小说部分地记录了这一变迁中的台湾社会风貌。主要作品结集为小说集《鹅妈妈出嫁》和《压不扁的玫瑰花》。代表作有《送报夫》、《模范村》等。他的小说被高度评价“是指示历史进路的文学，是为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心上点燃一盏灯的文学”。(台湾作家龙瑛琮语)
　　2、文学观：
　　杨逵主张为人生而艺术，在《智慧之门将要开了》一文里说“文学是人生的反映，人生又那么复杂，我们不仅要在文字上用功夫，更要为认识人生社会的奥秘而努力……” “ 我认为，我们喜爱写文章，并不是所写的文章有什么东西可以教训别人。我觉得，每想写一篇文章，总要坐下来静静地思索，反省我们日常的生活检讨所看到的，听到的，做到的，想到的。写完之后，又要再三推敲，不仅是文字上的推敲，更要在思想上、生活上推敲，如此就可以慢慢接近正轨，把我们的生活纠正，使我们的生活不致太离谱。”
　　因此杨逵的小说有明确的思想指向，揭露统治者的残暴，对政治进行犀利的讽刺便是这样的文学观的反映。
　　3、代表作品介绍：
　　《送报夫》(参考教材35页)
　　日本侵占台湾后，杨家的土地被强行收买，杨父因抗拒收买被警察扣押，遭受毒打，受尽折磨，两个月后含恨而死。杨家青年被迫背井离乡来到东京，却面临着更大的困境。为生活所迫作了送报夫，在非人的环境里生活：二十五个人挤在一间到处是跳蚤的房间里，‘他他米’的席面都脱光了，只有脏得漆黑的稻草，我们就要睡在这上面。这里有三三两两挤在一堆讲着话的，但大半都已钻在被窝里了。看一看是三个人盖一床被头，从那边墙根起一排排地挤着。” 送报的工作处处是陷阱，入派报所时先交保证金，但老板所规定的送报定额是圈套，达不到就要被解雇，保证金也就一去不回，没有任何保证。家乡的母亲把在东京的儿子看做自己唯一的希望和精神寄托，为了让他度过难关，不连累他，把房子卖掉，把钱寄给远在东京的儿子，而自己则自杀身亡。日本人的到来根本不是他们所想象的是“乡的发展”，而是“乡的离散”，甚至是家破人亡。
　　虽然是一个悲剧故事，但“有坚强的理想主义存在”。 作者道出了团结力量的重要，对抗凶恶势力的最好办法就是团结。小说结尾写：“这宝岛，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表面虽然装得富丽肥满，但只要插进一针，就会看到恶臭逼人的迸流！”
　　《模范村》主人公阮新民，是日本殖民统治下“样板”农村——泰平乡第一大地主的独生子，赴日留学十年，在七七事变前夕回到家乡，看到他的父亲勾结官府、草荐百姓的行径后非常愤怒，毅然与之决裂，投身到抗日斗争的洪流中。
　　4、杨逵小说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小说主要由日语写作翻译而来(作者六十年代才学习汉语，向自己七岁半的小女儿素娟学习，作者曾写散文《我的小先生》详细记述。)
　　(2)主人公多为不同类型的、具有远大理想并有实际行动的爱国志士。
　　(3)在人物刻画上，多利用环境气氛的烘托和细节描写来表现。人物塑造有血有肉，真实可信。
　　(4)小说的结局多积极向上，令人振奋，激扬着爱国主义的情怀，具有现实主义的力量。
　　台湾作家钟肇政等主编的《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中如此评价杨逵：“杨逵承担了日据下台胞共同的苦难命运，并继承了赖和尖锐的抗议精神，以诚实的风格、朴实的结构、平实的笔触，发扬了被压迫者不屈不挠的民族魂；其次，他的小说意识充满了希望，弥漫着一股坚毅的行动力量，……他的道德勇气与指出的方向，形成了一块不可毁灭的里程碑，是台湾新文学‘成熟期’与‘战争期’的最重要作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