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中国期刊网
【作者简介】谢识予
一 引 言
经过新古典主义边际革命、凯恩斯宏观经济学革命、后凯恩斯新古典主义复辟和博弈论革命以后,始于斯密和李嘉图等古典学者的西方主流经济学①,发展成一个包含宏观、微观两大基础理论,国际经济学、金融贸易理论等大量理论和应用分支的庞大体系,在经济管理、政策制定和经营决策等方面都有广泛应用,而且不断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渗透扩展,以至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 。但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理论基础不断受到质疑,对经济学的性质、范围和方法等基本问题缺乏共识,应用方面关键时期的预测总是出错,对经济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常常缺乏有效见解,政策药方最多短期有效等。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但最关键的是经济分析方法的问题。
二、经济分析方法的发展和新古典体系
经济分析方法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认识能力的制约。大多数古典及以前经济学者运用的经济分析方法,都是观察和哲学参半,描述和思辩混合的“经典演绎法”。古典学者运用这种方法,抓住分工加深和社会化大生产对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发展的作用,揭示了财富、货币、资本、国际贸易等的本质和规律,形成了比较科学系统的古典经济理论,可以说是最早的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但经典演绎法主要适合分析较简单的经济,或者进行抽象笼统的定性分析。当经济比较复杂和经济分析要求较高,更强调应用时,经典演绎法无法满足经济分析的需要。
经济思想和经济分析方法的局限,导致古典经济学遭遇了经济学的第一次危机,使得古典经济学的地位逐渐衰落,也加速了新经济思想和经济分析方法的发展。古典经济学以后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经历了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后凯恩斯新古典综合经济学几个阶段,主流经济分析方法则逐步形成了一个首先与新古典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数理分析方法体系。
新古典主义数理分析方法的产生,与经济分析视角从古典经济学关心的宏观问题转向微观机制,开始重视古典经济学忽略的需求因素,以及数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启示等都有关系。其实数理分析方法在古典学者那里就已经萌芽。配第的《政治算术》(1676)和魁奈的《谷物论》(1757)、《经济表》(1758)等都是用算术方法分析经济问题的早期尝试,李嘉图和马克思也在他们的经济学著作中用了不少数字和公式,但真正用数学分析方法进行经济分析的最重要的先驱工作是古诺的《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的研究》(1838),对数理分析方法的确立起关键作用的则是新古典主观主义的效用和边际效用概念(戈森《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1854),以及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发展成系统的边际分析方法。这些努力最终融合成一套比较系统的,以一系列基本经济公理为基础,用数学变量、函数表示经济关系,把经济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的经济分析方法,即新古典主义的数理分析方法。这是古典经济学以后经济分析方法最重要的发展。数理分析方法提高了经济分析的效率,加深了人们对经济规律的理解,也加强了经济学的科学性和应用性,必然取代经典演绎法成为主流经济分析方法。
但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本身有致命的缺点。因为新古典主义集中在微观分析,忽视宏观经济,因此他们的理论缺乏解释宏观问题的能力。而现实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社会化大生产的风险进一步显现出来,生产过剩危机、萧条、失业和经济周期等宏观经济问题开始困扰资本主义经济。因此无法解释这些问题的新古典经济学必然地陷入了第二次经济学危机,并引发了凯恩斯主义革命。
凯恩斯革命以《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为标志。凯恩斯纠正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迷信微观市场机制,忽视宏观问题的失误,从宏观总量角度进行分析,通过引进流动性陷阱、工资刚性等,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可能出现的总量非均衡和生产过剩危机,得出政府干预经济政策的理论根据。凯恩斯的分析角度和理论与新古典主义有很大不同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但分析方法却没有本质区别,凯恩斯运用的分析方法是与新古典主义类似的数理分析方法。因此凯恩斯革命并没有否定新古典数理分析方法,反而是发展了这种方法。
凯恩斯理论部分解决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困难,很快成为统治西方经济理论界和西方国家经济政策的主导理论。但凯恩斯主义并没有真正解决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凯恩斯的经济政策是治标不治本的,只能延缓矛盾而不是解决矛盾。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政策的结果是出现滞胀等更严重的经济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后凯恩斯主义开始走向衰落和新古典主义又逐渐复辟,经济学进入后凯恩斯新古典综合经济学时代。
其实对凯恩斯主义的质疑和新古典综合学派是伴随着凯恩斯主义出现的,只是在凯恩斯主义衰落以后才成为主流。新古典综合就是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融合。这种融合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双方的缺陷,提高了经济分析的效率和深度,在单纯的凯恩斯主义衰落以后,新古典综合经济学很快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由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与新古典主义一脉相承,因此新古典综合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也不可能超越新古典主义的数理分析方法,只是进一步把数理分析方法发展整合得更加系统、全面和标准化。
三、新古典体系的发展和超越
新古典主义数理分析方法体系效率高,能够得出简明强烈的结论,而且有利于传播和交流,对近现代经济学发展的作用非常巨大。但这种分析方法也有明显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为了利用数学工具得出简单、明确和强烈的结论,往往需要对经济分析的对象作高度简化,常常是非常理想化的假设。如市场完全性假设、理性经济人假设、信息完全性假设,以及采用线性、连续、光滑和凹凸等理想性质的函数,并普遍使用代表性厂商、代表性消费者和社会计划者等技术性处理。但完全竞争、信息完全性和理性经济人假设与现实都有很大差距,代表性厂商和消费者等处理不仅会导致忽视厂商和厂商、消费者和消费者之间相互作用,而且还隐含要求满足可加性、线性性。这些假设和处理给数理分析方法的价值和作用留下了隐患,正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面临严重理论困难最根本的原因。
事实上,自从新古典数理分析方法出现以来,其理论假设和处理方法就不断受到质疑。对市场完全性假设以及代表性厂商消费者的质疑,推动了不完全竞争理论、寡头理论、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发展。这些方面的发展和逐渐融入主流经济学,部分解决了市场完全性假设等的问题。由于不完全竞争理论、寡头理论、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都是以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框架为基础的,因此这些分析方法的发展可以看作新古典体系本身的发展,而不是对新古典体系的超越。
新古典体系更根本的问题是理性基础问题。新古典主义关于这个问题有一种好像理性(as if rationality)辩护,认为市场机制会淘汰不理性的决策者或策略,最终保留下来的是接近完全理性的。这种辩护有一定道理,但好像理性首先要求市场有相当程度的完全性,而这一点的现实性也有问题,而且好象理性毕竟不是完全理性,博弈论已经揭示了理性的微小差别,即使只是理性共同知识的缺失,也会动摇分析的整个基础,因此好像理性无法真正解决新古典体系的理性基础困难。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也不能解决这个困难,事实上这个困难是不可能在这个体系内部完全解决的,只有超越这个体系才可能做到这一点。
实验经济学是解决经济分析理性基础困难的方法之一。由于认为不可能把社会经济作为实验对象,也很难对经济问题进行控制实验,因此自然科学领域常用的实验方法一直被认为不适合经济研究。但其实只要细致设计实验方法和控制实验条件,人类经济行为和许多市场机制问题等完全可以用实验方法进行研究。事实上,人类决策行为的实验研究可以追溯到18世纪伯努利的匹兹堡悖论实验,比较正式的经济学实验开端则是张伯伦1948年的交易实验,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共同得主史密斯(Vernon smith)和卡尼曼(Daniel Kahneman)也是因为他们早在50年代开始的实验经济学研究而得奖的。但实验经济学方法长期中一直没有受到重视,甚至根本没有被认为是经济学研究,这种情况直到近年才发生变化,史密斯和卡尼曼获诺奖则是实验方法受到重视的一个象征。
实验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及其方法论基础,都与新古典主义数理经济分析方法完全不同。实验经济学完全不需要完全理性假设,也可以接受任何环境假设,只要求满足某种一致性。实验方法既是直接研究经济规律的手段,也是研究人们理性特征,为新古典数理分析方法等寻找理论根据的重要手段。因此实验经济学方法是对新古典体系的超越,这种方法今后将会得到更快的发展。
进化博弈论是另一个方向。进化博弈论是博弈论和生物进化思想结合的结果。纳什对纳什均衡的群体行为解释(1950)事实上就隐含了进化博弈论的思想,但进化博弈论的真正起步是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进化博弈论不是在策略选择的基础上,用市场均衡解释经济规律,而是在群体行为进化稳定的基础上,用竞争淘汰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和规律,用动态的长期趋势代替静态的短期均衡。进化博弈论的方法论基础也与新古典主义方法论完全不同。进化博弈论对经济主体的理性没有任何要求,可以在任何理性假设下进行分析,因此进化博弈论也是超越新古典体系的,而且更适合市场经济、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发展前途。
深入研究人类的经济理性也是超越新古典体系,解决新古典体系理性基础问题的重要方向。经济理性研究也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例如赫伯特.西蒙的《管理行为》(1947)等许多论著和加里.贝克尔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1976)等,都有在有限理性的经济分析方面的研究。但真正解决经济分析的理性基础问题,必须对人类的经济理性,动机和、行为逻辑等有更加深入充分的研究和认识。实验方法本身就是经济理性研究最重要的方法,此外,也必须从生命科学和社会生物学等角度研究人类理性的根本特征。
进化博弈论和人类经济理性的研究可以归结为“经济生物学”范畴。其实斯密、马歇尔等古典、新古典学者就已经预言过经济学最终应该是经济生物学。当然,经济生物学要在经济学中占有主导地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与经济系统中的线性性、可加性相关的是系统科学中的复杂性问题。系统科学是近年来发展迅速的一种从系统性角度研究各种自然和社会现象的现代科学。按照系统科学的观点,社会经济是一种特别复杂的复杂系统,新古典体系中的各种模型、假设和处理方法,其实都是回避经济系统的复杂性,没有考虑其整体性的还原论分析方法,都是难以发现社会经济根本规律的。必须引进系统科学的思想和分析方法,才能更好地研究社会经济的深层次的内在规律,特别是长期的总量规律。系统科学方法也是超越新古典体系的经济分析方法发展的重要方向。
经济分析方法与医学诊断方法完全可以类比。经典演绎法相当于传统医学的望问闻切,数理经济分析相当于生理、病理分析,计量经济学对应医学检验检查,历史分析法等于病历和家族病史分析,实验经济学对应医学实验,经济理性分析相当于现代医学的生命科学、基因技术,进化博弈论对应流行病学方法。正如医学诊断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方法,不断抛弃落后失效的方法和发展更有效的新方法一样,经济分析也需要方法的多样化和不断地吐故纳新,未来必然还会有更多超越新古典体系的经济分析方法发展出来。
参考文献:
1. Schumpeter J.A.,1954,“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Arrow K.J.,colombatto E.,Perlman M.&Schmidt C.,1996, “The Relational Foudations of economic Behaviour,Macmillan Pres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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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诺贝尔奖获得者演说文集:经济学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6. 谢识予,2001,《有限理性条件下的进化博弈论》,《上海财经大学学报》第5期。
7. 谢识予,2003,《从假设、推理到心理分析和实验研究——从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看现代经济学的发展》,《社会科学》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