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中国期刊网

【原刊期号】信息化笔谈

【原刊页号】4~6

【作者简介】文:乌家培／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

【 正  文 】

一、           从１９９６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发布谈起

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从事“不对称信息下的激励理论”研究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威廉·维克里（William Vickery）和剑桥大学教授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 Mirrless）,使过去不怎么引人注意的理论信息经济学迅速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这说明理论信息经济学同应用信息经济学一样也正在走进现实生活。

两年前,美国联邦电信息委员会（FCC）招募一批学者,用信息经济学的概念和原理制订频道的拍卖规则和价格,决定事前该披露多少信息等方案,使FCC获得比预期还要多的收益,并获得社会各界一致好评。

信息不对称的研究同博奕论（对策论）有联系也有区别。博奕论讲的是一群人在互动情况下臆测结果会如何的问题。信息不对称则是反过来,先预计要有怎样的结果,再来倒推制定何种游戏规则,使结果对大家都为最好,而且最具公平和效率,也就是强调具有激励的机制设计的重要性。两者的关系,同数量经济学中预测与政策分析的关系相类似。

维克里得奖的原因,主要是他的两项研究。一为40年代中期对所得税的研究,另一为60年代初对投标和喊价的研究。这些研究奠定了他研究的理论信息经济学的基础。

维克里投标法是一种次高价投标法,赢标者付出的价格不是他们出的标,而是第二高标。这促使投标者只需评估自己的需求而不必去搜集和评估每一个竞争对手的需求,并能得到他真实的评估同实际支付的价格之间的差额作为一种奖励。美国的国库券拍卖已采用了维克里提出的规则。这种投标方法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信息不完全及其分布不对称的条件下掌握较多信息者可以策略地运用其信息以获取利益从而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信息经济学在这里要研究的是如何设计契约或机制来处理激励与管制问题。

米尔利斯在70年代中期提出的米尔利斯模型,即委托—代理的模型框架,进一步发展了维克里40年代研究的所得税征收中的“道德风险”解决办法,把激励与风险联系起来,为了激励人们积极工作必须让他承担一定的风险,主张用单一税率制来代替累进税率制。

从1969-1996年27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成果看,有12次与数量经济学直接的或间接的有关,有3次与信息经济学有关。后一方面除1996年这次外,还有1982年美国的斯蒂格勒（G.J.Stigler）,他研究了工业结构、市场运转与政府管制的原因和作用,1972年美国的阿罗（K.J.Arrow）,他研究了“对一般经济均衡理论和福利理论”。阿罗、斯蒂格勒都是信息经济学的奠基人。

二、           从理论信息经济学到应用信息经济学

以上讲的都是理论信息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按其研究的性质,可分为理论信息经济学和应用信息经济学。当然,理论信息经济学有极强的应用性,应用信息经济学也有极深的理论性。

理论信息经济学与不确定经济学有联系,但不同于不确定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不是研究人们在经济行为中如何适应存在的不确定性问题,而是研究如何缩小或排除不确定性的影响问题。如果说,不确定经济学的研究具有被动的性质,那么应当说,信息经济学则有主动的性质。

理论信息经济学最早的研究者,最著名的有斯蒂格勒和阿罗。斯蒂格勒1961年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信息经济学》的著名论文,他研究了信息的成本和价格,以及信息对价格、工资和其他生产要素的影响,以后他在1977年又指出,应当用不完全信息作前提来替代有完全信息的假设,以修正传统的市场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阿罗在1984年出版了《信息经济学》一书,该书1989年出版了中译本,收集了他在70年代对价格经济理论进行开拓性研究的主要论文。阿罗把信息经济行为、经济分析、风险分配联系起来,研究了不同种类的信息进行统一度量的问题,并探讨了它的一般化处理方法。阿罗认为,信息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是很有价值的,但把它作为一种经济商品去构造一般理论却很困难。到了80年代后期,他充满信心地说,“把信息作为一种经济物品来分析,既是可能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从斯蒂格勒与阿罗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可以看出,他们的研究不仅是理论,而且是微观的。一般地说,微观信息经济学偏重于理论分析,而宏观信息经济学则偏重于应用研究。

微观信息经济学是从对市场行为的信息条件进行分析开始的,对商品的价格信息和质量信息有较多的分析,对信息的成本、价格、效用等有较多的研究。这种对信息所作的经济研究,着眼于经济活动中信息运用及其后果。

一般认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出现的标志是马尔萨克（Jacob Marschak）1959年所发表的《信息经济学评论》一文。如果说斯蒂格勒提出了“搜寻理论”,那么马尔萨克提出了“信息系统选择”理论。构成微观信息经济学理论基础的,除这两种理论外,还有“柠檬理论”（1970年阿克洛夫George Alerlof）,“信息市场理论”（1971年赫什雷弗Jack Hirshleifer）,“团队经济理论”（1972年马尔萨克和拉德纳Roy Radner）,“信号理论”（1972年斯彭斯A．M．Spence）,“格罗斯曼———施蒂格利茨悖论”（1976～1980年Grossman Stiglitz Paradox）,“委托—代理理论”（70年代米尔利斯James Mirrlees）。

从微观信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看,信息经济学理论是与经济理论相伴而行的。

微观信息经济学主要研究市场信息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及其后果。其内容主要包括:

1.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市场参加者的经济关系

这就是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关系。代理人掌握了较多信息,而委托人掌握较少信息,两者之间有信息差别,对策时需要合同等一种社会契约。这要解决激励相容或一致性的信息机制问题,既使委托人达到利益最大化的自身目的,又使代理人愿意接受。

解决不好就可能产生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即掌握信息较多的一方利用另一方的无知来获取额外利益,以及道德风险或败德行为（moral hazad）,即签约的一方损害另一方利益而另一方又无法加以确定。鉴于上述两种行为的必然产生,政府需要干预,以弥补市场失灵。同时,关注市场信号也是很重要的,教育和广告是使市场信号产生作用的两个重要手段。

2.最优信息经济的实现问题

其途径有两个:一是信息搜寻,另一是最优信息系统的选择。

由于市场信息的离散性,市场参加者信息差别在扩大,信息搜集有必要也有可能。市场调查是信息搜寻的典型方式。市场信息越离散,信息搜寻越有价值。搜寻成本与搜寻次数成反比。搜寻的预期收益等于搜寻的预期成本时的搜寻次数即为最佳搜寻次数。但这会受一些外界因素的干扰。

最优信息系统并不一定是信息量最大的信息集合,而是其总值减去预期成本后净值为最大的信息系统,即所得到的效用与所支付的成本之间差额为最大的系统。

3.信息在社会稀缺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问题

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特别是有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条件下,市场机制对社会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是低下的,单纯的市场机制与单纯的中央计划机制,一般都不如混合体制有较高的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与信息结构有关,信息结构有垂直的、横向的与混合的之分。混合的信息结构又有两种,一种是纵向多于横向,另一种是横向多于纵向。在一定的信息结构下,可以通过信息的集中化或信息的分散化来追求资源的有效配置,只要有高效率的传递,两者对资源配置的效率是等价的。但信息传递的效率常受私有信息的影响。价格信息是敏感度高的信息,它使市场机制的配置效率高于计划机制,但由于技术、信息等外在影响,价格体系不可能使市场达到应有的协调。

4.信息商品、信息成本、信息价值与价格、信息市场等问题

信息商品是一种特殊商品,它有保存性、共享性、老化可能性和知识创造性等特征。信息的供给既要考虑信息的生产,又要考虑信息的传播。信息需求有生产性需求也有消费性需求。信息成本,一是指信息生产成本和信息交易成本。为了在交易过程中防止不良行为也需要支付一定的信息费用。不良行为有事先的与事后的区分。事先的如逆向选择,事后的如败德行为。让人说实话和激励人不败德,就需要有合理的信息机制。

信息价值（指的是效用价值）本质上是一种依据概率对预期收益进行计算预期价值。这是一个令人迷幻的问题。

信息市场有两层含义,一是在商品市场中生产、传播、分配信息而形成的信息市场,这实际上是市场信息的流转问题。另一是由于信息商品的交换而形成的信息市场。前一种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价格信息。微观信息经济学讨论由市场信息而引起的市场均衡问题。市场信息流转的低效率不利于有效地提高市场效率。后一种问题主要是宏观信息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它又有有形的与无形的信息市场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