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 马费成
【文章来源】中国期刊网
【原文出处】中国软科学
【原刊期号】12/ 1998
【原刊页号】起始页码：１６
【 正 文 】
近一段时期, “知识经济”在我国引起了普遍关注和广泛兴趣,几乎所有有影响报刊都辟出专栏讲座有关知识经济的问题。许多文章发表了很好的见解,对于在全社会普及知识经济观念,在更高的层次上认识科教兴国的战略意义起到了积极作用。
“知识经济”的提法源于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1996 年年度报告《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 Knowledge - based Economy ,被简化为“知识经济”) 。该报告指出,经合组织各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建筑在知识和信息的基础上,知识已被认为是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的驱动器,因此,信息、技术和学习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这一术语,就是基于重新认识知识和技术在当代经合组织经济中的地位而提出的。这种经济直接依据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
经合组织似乎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十分敏锐,20 年前,当波拉特的大型研究报告《信息经济》一出版,它就积极组织其9 个成员国共同进行研究,采用波拉特的方法分析各自国家的经济,波拉特本人也被邀亲自参加这一研究,研究成果发表于1980 年。我国当时似乎更关注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而对《信息经济》则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至“信息经济”在它被提出来时便没有经受强大的舆论洗礼,远不如“知识经济”今日在我国的宣传和普及。因此,许多讨论“知识经济”的文章并未超越信息经济的框架和内容,使人感到知识经济仅仅是信息同义语而已。本文通过对信息经济的历史考察, 阐明知识经济提出的现实背景,以便在知识经济的研究中,充分吸收已有的成果,突出重点、避免重复,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为解决高新技术创新及其产业化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提供理论支持。
一、“信息经济”的历史考察
“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的研究者在讨论其起源时,都追溯到马克卢普在1962 年出版的《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马克卢普在该书中首次提出了“知识产业”的概念,分析了知识生产的特征和机制,并对美国知识产业进行了初步测算。他把30 个产业部门的知识生产与分配活动划分为教育、研究开发、通信媒介、信息设备和信息服务5 大类,测算出1958 年美国知识产业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9 %(约1364. 36 亿美元) ,大约有31 %的劳动力在知识部门工作。
在马克卢普以前,经济学并不怎么关心知识和信息对经济的贡献问题。由于他富有创见性的研究,知识和信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才被明确地提出来,为人们所关注,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引起了强烈反响。K. E. 保尔丁格教授指出,“知识产业”这个概念正是足以将传统经济学抛到九霄云外的爆炸力量。”[1 ]虽然对此有不同看法,但许多有识之士都注意到了马克卢普的著作所具有的革命意义。
马克卢普的开创性工作侧重于宏观和中观角度,主要提出了研究知识产业的理论基础,概念系统和测算方法。尽管他的研究还显得粗糙,所用的“知识产业”的概念不是十分清晰明确,但他证实了知识(或信息) 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特别是他独辟蹊径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为后继者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直到今天, 人们仍然从他早期的研究中受益匪浅。以他的工作为起点, 西方经济学界开始了对知识产业和信息经济的持续、深入研究。这可以说是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研究的起源。
马克卢普之后, 哈佛大学信息资源政策研究所所长安东尼·奥廷格博士用矩阵法对信息有关产业界(包括电信事业) 的相互关系以及多种技术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进行了动态分析, 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当然, 最有影响的则是马克·波拉特博士关于信息经济的出色研究。波拉特以马克卢普的研究为基础, 同时吸取了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论,大大拓展了马克卢普的研究范围。他将“知识产业”改称为“信息产业”,并将信息产业看作与农业、工业、服务业三次产业对应的“第四产业”, 创造性地提出四次产业分类法。波拉特的研究受到美国商务部重视, 在商务部资助下, 他对美国的信息产业进行了定量分析和测算, 发表了九卷本的大型研究报告《信息经济》。具体测算出1967 年美国信息产业部门的产值占GNP 的46. 1 % , 收入占国民收入的53 % ,信息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46 %左右,这些数据成为支持“信息社会”的有力佐证。[ 2 ]如奈斯比特指出: “证实信息社会确实很困难。要指出创造、生产和分配信息的经济社会, 需要非常详细的资料加以数量化和编辑整理。幸运的是信息专家波拉特博士已在一项划时代的研究中提出了这些问题,并且详细予以解答”。
波拉特不仅为信息经济和信息产业提供了一套完整、适用和可操作的方法, 而且开拓性地提出了一种新的宏观经济结构理论,如“第四产业”的划分,“第一信息部门”、“第二信息部门”和“准信息企业”概念的提出和应用等。这些成果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影响着世界各国对信息经济和信息产业的研究。1981 年, OECD 又组织了奥地利、加拿大、芬兰、法国、日本、瑞典、美国和原联邦德国等国参加、在波拉特具体指导下进行了上述各国信息经济的测度。80 年代中后期,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日本等国先后采用了波拉特的方法进行了本国和本地区信息经济的研究测算。1986 年,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首次利用波拉特的方法对我国的信息经济进行了分析测算, 为我国的信息化建设提供了量的依据。
按照波拉特的观点, 信息经济可以理解为国民经济中所有与信息从一个模式向另一个模式转换有关的经济活动领域。他通过对信息活动、信息资本、信息劳动、信息职业的重新定义、分类计量化, 来描述信息经济的结构、规模和发展趋势。他对信息、信息活动和信息产业的界定非常宽泛, 几乎包括了所有与知识信息生产、分配和利用有关的领域,而不仅仅是信息技术或相关行业。可见,信息经济是一种新兴的经济结构, 是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对应的一种经济形态。由于农业经济主要依靠物质,而工业经济主要依靠物质和能量,因此,我们可以把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看作物质和能量转换的经济形态。这样, 任何国家的经济都可以明确划分为两大领域: 一个是质能经济(或者与信息经济对应,称其为物质经济) ,另一个是信息经济。前者创造了人类早期的文明, 是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基础, 后者将创造人类的未来文明, 是信息社会发展的基础。这两大经济领域相互交错,密不可分。在传统的质能经济中, 信息经济的比例很小, 其作用以隐性形态存在, 社会和经济发展以质能经济为显在推动力量。在信息经济中,情形恰好相反,虽然在很多场合下, 物质经济可能与信息经济分庭抗礼, 并驾齐驱, 但其作用的发挥主要还依赖于信息经济的力量。
同物质经济相比, 信息经济主要以半导体、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电信网络、科学研究、教育培训、咨询等高信息含量的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占主导, 其活动形式也主要与信息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换有关。这一转换过程包括知识信息的生产、加工、存贮、流通、分配和利用的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这与我们今天所讲的“知识经济”是完全一致的。
信息经济的兴起可以明显地从以下几个时间跨度里反映出来。20 世纪40 年代, 由于信息科学的建立, 低成本元件的出现, 产生了信息技术创新群及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兴产业群,经济结构重心开始由物理性空间向信息空间偏移, [3 ]信息经济在发达国家发生的作用已经初露端倪。20 世纪50 年代至70 年代中叶, 信息经济已在发达国家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1973 年,以阿以中东战争引起的石油危机为转折点,支持工业经济运行的血液———石油———开始衰竭, 这一直接的导火索引起了以高能耗和高物耗为代价的工业经济全面衰退,而此时加速发展的信息革命使工业化国家开始自觉地利用信息经济,并把发展信息经济提高到战略高度,使得信息经济迅速发展。至20 世纪80 年代,美国、日本以及欧共体中某些工业化国家与地区国民生产总值( GNP) 中的一半以上与信息活动有关。信息经济已成为高度发展的工业化国家经济继续向前发展的主要推动力。1983 年,美国经济学家兼企业家保尔·霍肯在《未来的经济》一书中,从解剖现代工业产品中的物质与信息构成比例变化入手, 指出当今世界经济问题的出现反映了处于衰落中的“物质经济”正在向“信息经济”转换,信息经济已成为当代经济的主体。他还认为,物质与信息的比例正在发生变化, 而且一定会继续变化, 未来经济的繁荣就取决于这种变化。[4 ] 。
“信息经济”也有不同的提法,汤姆·斯托尼尔就称其为“后工业经济”, 他列举了后工业经济的7 个主要特点: (1) 后工业经济主要是知识产业占主导地位的服务经济,而不是制造业经济; (2) 劳动力以信息工作者为主体, 而不是以机器操作者为主体; (3) 后工业经济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经济,其特点是以信用信息的流动,而不是现金交易; (4) 后工业经济主要是制度经济, 而不是自由市场经济, 因为出现了三大经济结构: 政府、大公司和工会; (5) 后工业经济不局限于一国范围, 基本上是跨国经济; (6) 后工业经济的特点无论个人还是公共部门都变得空前富裕; (7) 在后工业经济时代,社会经济变化速度加快,正以几何级数的速率发生变化。这些特点与我们所讲的信息经济是一致的。[5 ]
二、信息经济理论研究
如前所述, 马克卢普, 波拉特等人通过确定信息活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百分比证实了信息经济的客观存在。在整个测算过程中,他们突破和解决了许多难题,例如从传统的统计体系中分离出与信息相关的指标,产业及其相关部门的重新划分和界定,不同职业与信息的相关程度的确定等等。但是他们并没有计算出知识信息对经济的长远影响, 没有明确指出信息活动的成果,如每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归功于信息或教育发展的百分比是多少。
的确, 知识、信息和教育对整个经济增加了多少价值,对经济发展作出了多大贡献一直是人们感兴趣的重要课题,但又是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在具有经济意义的信息和知识计量未解决之前,回答这些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诚如汤姆·斯托尼尔指出, “尽管现在还没有一个在经济学方面用数字表示出信息、生产率和其他经济因素之间关系的爱因斯坦,我们认为国民生产值的增长主要靠专业知识和技术进步是完全有道理的。一切人类活动,特别是经济活动都有信息在直接和间接地起作用”。他呼吁: “现在迫切需要当今出类拨萃的人物来接受这一挑战, 创立经济学中的一门新学科———信息经济学。”[6 ]
事实上,经济学家关注信息并不是从马克卢普和波拉特才开始的,信息经济学也早在斯托尼尔之前就已确立。不过这是从另一角度,即分析信息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影响的角度出发的。关于经济活动中不确定性及风险与信息关系的分析甚至可以追溯到本世纪20 年代, 信息经济学作为正式学科概念在50 年代末就被提出。1959 年,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J . 马尔萨克发表了《评信息经济学》一文, 提出了研究经济学特有的信息范畴课题, 使用了“信息经济学”(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 。紧接着,在1961 年,G. 斯蒂格勒发表了题为《信息经济学》著名的论文, 使信息经济学作为新兴的学科进入了科学的殿堂。学术界把这一领域称为微观信息经济学。主要研究在不确定、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如何寻求一种契约和制度来规范经济主体双方的行为,着眼于博奕论对经济活动中非对称信息现象的分析,因而又称为不对称信息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基本假定是理性的经济人和完备信息( Perf ect Intofmatio n) 。在此前提下, 任何经济行为的结果都是确定的和唯一的。换句话说, 选择与行为后果一一对应, “帕累托最优” ( Pareto Perf ect ) 是可以实现的。因此,微观信息经济学的任务是最优化决策问题,即如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效率最大化。[7 ] 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 完备信息、充分信息是不存在的, 不确定性是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之一,任何选择和决策都面临着大量的不确定性,选择策略与行为后果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 一种选择可能有多种不同的结果, 同一结果也可能由不同的选择产生。这与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基本假定直接冲突。微观信息经济学正是在否定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完备信息”假定基础上而建立起来的。
进入70 年代以后, 微观信息经济学吸引了一大批经济学家,其中包括数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同是这一领域的数项研究成果又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如美国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教授威廉·维克里(W. Vickrey) 和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詹姆斯·米尔利斯(J . A. Mi r rlees) 以其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理论”方面的突出贡献, 分享了1996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从而使微观信息经济学迅速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其理论和应用成果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与此相比较, 信息经济学的宏观层次, 即斯托尼尔竭力呼吁建立的“信息经济学”却进展甚微,基本上没有超越马克卢普和波拉特30 年前的研究成果。许多研究不过是马———波方法的应用,至多是作了局部改进,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或许, 信息经济学的宏观层次要困难得多,因为它要定量地分析出知识信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对通胀和就业的影响, 因而, 斯托尼尔寄希望于经济学界的爱因斯坦来解决这一难题。
关于知识信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值得提到的是丹尼森的一项研究。丹尼森研究了他所能想到的能使经济增长的所有因素, 然后给每个因素一个值, 这些值的总和往往小于所观察到的实际增长值, 因此其差额, 即“剩余”部分是知识和信息创造的。据此,丹尼森指出, 1928 年到1957 年,美国经济平均年增长率的大约一半是由于知识信息的创造和传播增加的。他的计算十分简单而有趣,但很可能大大低估了新知识新信息对这一体系直接或间接的投入,因为这些计算包含了许多假设。
长期以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考虑经济增长时, 同样排除了知识信息要素的作用, 把知识信息看作经济增长的外部力量而只考虑劳动和资本两个要素。新古典总量增长模式一直是经济学家对于长期增长认识的基础,这种解释现实各国的经济增长时, 常常陷入困境, 激发了大批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重新审视和思考,探讨长期经济增长的可能前景, 掀起了“新增长理论” (New Growt h Theo r y) 研究的热潮。
新增长理论力图回答“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样一个经济科学中十分重要而又令人困惑的问题。与新古典增长理论不同,它不是把技术、信息看作是“外生的”、随机的、偶然的东西,是天上掉下来的甘露, 而是引入知识信息、人力资本等内生技术变化因素。因此,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它的知识信息的积累、传播、利用以及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的水平。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国家经济增长率和收入水平就高,反之亦然。[8 ]
新增长理论虽然不是我们所说的宏观层次的信息经济学,但所要回答的问题与信息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致的,其研究成果必将为宏观层次的信息经济学理论支持。如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所指出,我们不敢说已完全证明了技术进步的决定因素, 但我们相信, 我们所描述的新的规范模式有助于达到这个目的。问题在于,新增长理论是以新古典增长模式的总量分析框架为基础的,因而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存在的问题就可能转移到新增长理论上, 而且, 信息、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等因素更难以计量,其总量的可加性问题更为严重。信息经济学需要用全新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信息的经济贡献,而不能依赖对传统理论的修正和补充。这正是其困难之所在。
尽管如此,宏观信息经济学在沉寂了30 多年后, 又重新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现实的许多课题又将其提到了专家们的研究案头, 如美国商务部最近出版的《浮现中的数字经济》就如同70 年代所出版的波拉特的《信息经济》一样,引起了广泛关注和普遍兴趣。有专家预测,关于信息的宏观经济学,核心问题如研究信息对经济增长、通胀和就业的决定作用, 将会是继非对称信息经济学(微观信息经济学) 之后在美国形成又一股热潮。[ 9 ]宏观信息经济学也会因此而取得突破性进展。同时非对称信息也会在更广的背景和更为普遍的意义上加以研究。前述关于新增长理论的研究已经预示了这一趋势。
参考文献:
1. [美] 马克·尤里·波拉特著, 袁君时等译, 信息经济,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 1 - 3
2. 马费成等著, 《信息经济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7 ,117 - 119
3. 彭俊玲,“信息革命与经济长波”研讨会纪要,社会科学动态,1998 NO. 7 ,13
4. [美] 保尔. 霍肯著,方韧译,未来的经济,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 ,79 - 88
5. [美] 汤姆·斯托尼尔著, 吴建民等译, 信息财富——— 简论后工业社会,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6 , 13 - 23
6. 同[5 ] ,7 - 8
7. 李纲,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与应用,情报理论与实践,1997 ,NO. 4 ,119
8. 庄子银, 新增长理论研究, 经济评论, 1998 , NO 。5 , 41 - 46
9. 姜奇平、包霄林, 漫谈网络化经济对未来的影响, 光明日报,1998. 7. 10. 第六版(未完待续) (本文责编:罗尚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