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逆向选择的代价：关于非理性教育对策的信息经济学反思 |
【原文出处】天津市财贸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原刊期号】2005年第4期
【作者简介】张师允（天津市财贸管理干部学院，天津 300170）
【中文摘要】不确定条件下的教育对策不会自动实现集体理性即帕累托最优。当非国民义务教育快速扩张时其市场约束条件也在强化。透过“大学城投资热”分析可以发现，趋利资本露骨的功利性办学取向，加剧非均衡增长，导致交易失灵，从而损害教育长远利益。把有限知识和信息下的个体理性引向集体理性是非国民义务教育面对的挑战。要素廪赋是增进教育生产可能性边界真实的有效工具。新兴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提供了最优市场规模的新视角。
【关 键 词】非对称信息条件；非理性教育对策；要素廪赋；生产可能性边界
【 正 文 】
非对称信息（Asymmetric Information ）为核心内容的信息经济学推动了经济学的当代发展，从而使经济学得以更广泛深入地研究许多现实问题。当目光转向教育对策领域，我们发现，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选择，是现实教育对策面临的常态。这一条件下，非理性教育对策必然存在。
本文以非国民义务教育为分析对象。
一
现实非国民义务教育的资源稀缺性，即它难以完全满足所有集体与个人需求偏好的特性，诸如社会对高端人才、专门人才、高级工和个人就业、发展的要求等等，以及它必然面对的生产效率、资源配置效率约束，决定着非国民义务教育依附于社会经济成长。从资源配置方式看，非国民义务教育是产业化运行。其有效市场的发现，始终是在对信息的寻找中进行。在这里，教育的主体与产权、教育的投入与产出等等，其产生的机制与运行方式，都明显地区别于国民义务教育。
我们知道，经济学通常把社会的服务按性质划分为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私人产品。厉以宁先生认为，教育如果被认成是一个产业，那就应当是提供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教育总和。他并且指出了私人产品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具有排他性，也就是非甲即乙，非乙即甲的选择；二是按产品单位付费，谁用谁付，多用多付，少用少付，不用不付。根据这个逻辑，私人产品的供给，只能通过交易实现，而不会用分配方式完成。
国民义务教育是由国家强制力推行的。国家作为强制者，对这个领域具有完全信息，教育对策是确定条件下的选择。以政府为主的教育投入，决定其应当向社会提供公共教育产品（择校行为除外），非营利性是其明确的指向。在这种条件下从事国家授权义务教育的每一单个办学主体，其个体教育对策受国家强制力的严格约束。因此，其教育对策行为不仅要求符合个体理性，而且要符合集体理性。 与之相反，非国民义务教育的约束条件存在于它产生的地方——教育产业化及其市场。斯蒂格勒（Georger.J.Stigler）认为，经济行为主体掌握的初始经济信息是有限的，是不完全信息，这就决定了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每一单个办学主体面对庞大的非国民义务教育市场，只可能部分地占有信息，不完全信息是其不可克服的缺失条件。因此，其教育对策是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选择。每一单个教育主体作为经济人必然从个体理性出发，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非国民义务教育领域内各教育主体对策即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我们看到，非国民义务教育通过交易发挥功能，具有明确的排他与付费要求。某一教育资源份额被占用，就排除了这一资源另外被占有。而这一资源份额相对于教育需求偏好，在种类、数量、质量、时间、空间上的稀缺，构成其约束条件。
斯蒂格勒认为，经济主体要做出最优选择，必须对信息进行搜寻，而信息搜寻是有成本的。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K.阿罗（K.Arrow.）认为，信息经济学是不确定性存在情况下的经济学。不确定性具有经济成本，因而不确定性的减少就是一项收益，所以可以把信息作为一项物品来加以分析。现实中每一单个教育主体的对策，即对信息的搜寻是有费用的（即交易成本），这也带来交易失灵的风险。如果交易失败，则意味着财产损失。非国民义务教育领域市场条件下，包括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以及各类公办、民办、中外合作学校在内的办学主体，无不希冀通过交易把自己连同自己的教育产品推销出去。如果作为教育对策个体的某一教育主体，不能通过交易使它的教育投入得到补偿并且盈利，就会发生亏损甚至难以为继。这一过程中，某一单个教育主体的对策不可能不符合个体理性，否则它不会投资于教育。但正是由于单个教育主体对个体理性的追求，导致集体非理性。
其实践结果就是，它造成非国民义务教育领域在某些方面的无序。
二
经济学关于服务的公共产品、私人产品以及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划分，并不表明产品种类的好坏。但是，非国民义务教育领域的产品供给过程反映着供给者的行为关系。在教育对策中，供给者做出何种选择，直接影响着对策结果。私人产品的供给者可能是私人，如民办学校、私立学校；也可能是团体、企业，如各层次高校、职业学院、成人院校、办学集团等等。近年来，非国民义务教育供给推动了教育改革发展，部分地满足和丰富了社会对教育的多层次需求。
然而，非国民义务教育的快速扩张是完全合乎理性的吗？
我们看到，一段时间以来，非国民义务教育成了趋之若鹜的投资热土。“大学城”纷纷立项，举凡面积平方公里若干，动辙投资几亿、十几亿、几十亿。一些学校魔术似地飞速翻牌。这种违背教育规律的“超经济增长”，带有相当大的盲目性。我们知道，“既然教育也是一种需要消耗稀缺性资源的产业，其投入产出的效果，必然离不开社会经济系统的总的评价体系。”因此，当非国民义务教育快速扩张的时候，其市场约束条件必然也在强化。透过“大学城”投资热现象我们看到，多元投资进入非国民义务教育领域，确实增加了教育资源（主要是个层次高等教育），对缓解“扩招”瓶颈约束，扩大办学，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非国民义务教育市场化运行方式，尤其是教育产品的私人产品特性，即排他性和付费要求，趋利资本一进入非国民义务教育领域，就表现出办学取向上露骨的功利性。在违背教育规律的“超经济增长”中，必然出现不顾教育质量的粗俗化办学行为。
在某些地方，多元投资方组建的教育机构及其学校，产权界定不清，管理机制不完全，委托人—代理人关系无从区分，资金使用的真实信息被隐匿，真实的所谓办学活动被隐藏，以致形成私营企业主式的个别人说了算的状况。强烈的趋利倾向下，办学行为不规范，教学管理流于形式，教育质量不高，使社会声誉受影响，学生就业率低，招生越来越困难。
非国民义务教育领域单个办学主体的趋利性是由其个体理性驱动的。每一单个办学主体行动，即个体价值观下的教育对策，只把价格作为信号并以此为约束条件。A在行动，B也会行动。要么此消彼长，要么彼长此消。每一单个办学主体均以各自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同时以成本效益分析为根据。市场、竞争、交易，就是达到个体理性从而集体理性的途径。“每个社会成员利益的增进，都是社会福利的增进”，只要某一办学主体的利益不受损失，就不会阻碍其他办学主体的利益。
但是，每一单个办学主体的教育对策行为并非能保证符合其个体理性。原因在于，每一单个办学主体的教育对策是有限知识和信息下的行动。A假设自己知道了B的行动，B则认为A的行动已被自己掌握。这样，就可能出现A或B都把完全信息条件假设作为对策的出发点，从而可能把局部均衡当作总体均衡。如果对策者不仅A或B，还有C、D、E、F、G……，这些对策者的加入，相互之间在办学种类、数量、质量、时间、空间等等因素作用下，单个办学主体就只可能面对不完全信息，其对策就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因此，我们有理由追问，类似“大学城”这样的办学者，是在选择中追求理性，还是在追求选择中做出逆向选择的追求？
现实非国民义务教育领域类似“大学城”投资热的对策行为，多是在浮躁的、急功近利的心态下做出的选择。在有限知识和信息下的行动不可能不是盲目的。如果单个办学主体的投资热情不能被正确的引导，也就是向理性选择回归，那么，整个非国民义务教育领域就有可能在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出现非理性个体教育对策，从而加剧集体非理性。如果是那样，非国民义务教育领域就不仅仅是投资热带来教育资源耗散和投资损失，个体非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而且会造成市场失真和市场无序，损害整个教育事业的长期利益。
三
不确定条件下的选择是现实非国民义务教育单个办学主体所面对的真实对策环境。正是非对称信息的存在，导致个体非理性对策。信息经济学阐释了从个体理性出发并不能自动使经济社会实现集体最优目标，即帕累托最优。这对市场和价格制度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为消除或协调由个体理性导致的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的矛盾，信息经济学进一步阐释了非价格制度的作用。我们已经知道，个体理性所依赖的是价格制度，非国民义务教育每一单个办学主体通过市场、竞争、交易，以最小的投入，在资源配置中达到利益最大化。这当中，价格是显示教育资源相对于社会成员的需求偏好即稀缺性的信号。进一步我们还知道，现实中由于非对称信息是每一单个办学主体对策所面对的真实环境，因此，在有限知识和信息条件下，个体理性就会导致集体非理性。非国民义务教育市场会出现价格信号失真，从而市场会发生扭曲变形，造成交易失灵。
关于交易失灵的风险，新兴古典经济学创建者之一杨小凯先生写道：不管每个交易协调失灵的风险由什么原因引起，在高分工水平造成很多交易次数的条件下，这些个别风险就会总合成一个总的风险，它会随交易次数的增加而呈指数增加。由此看来，价格制度或者说市场、竞争、交易并不能保证非国民义务教育走向理想状态。也就是说，非价格制度的干预不仅必要，而且不可缺少。
经济活动中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存在着冲突与一致。在非国民义务教育产业内部，单个办学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表现为围绕办学空间，展开激烈竞争。一方面，作为个体参与者的每一教育主体，其竞争优势的提升与发挥，越来越取决于其自身要素廪赋；另一方面，对于每一教育主体，作为个体要持续地参与其中，教育资源配置的结果又不断地加剧着利益冲突。因此，一所学校的教育质量、科研水平、学术声誉、历史传统、师资力量、人文环境、入学门槛、生源素质、坐落区位、校园风貌、经费投入、就业状况、社会评价、社会期望度等等，都构成约束条件。
我们知道，一所学养深厚，学风严谨，教育质量精良的学校，必定不能通过快速扩张的方式建成，无论大学、学院，还是职业学院、成人院校，概莫能外。
当人们考察非国民义务教育每一单个办学主体的对策行为时，其实很自然地会从人类一般理性角度去观察或评价其对策行为是否符合社会目标。这反映出，即便是在非国民义务教育这一充满竞争的领域，社会共同价值观也作为社会成员的共同参照。那么，每一单个办学主体如何从利益冲突中走向一致呢？信息经济学的逻辑是，在个体价值观和社会共同价值观之间建立起联系。那些联系的方式就构成经济制度的内容，即非价格制度。我们可以把这看成教育对策中相对集体理性的实现。
四
尽管非国民义务教育产品具有私人产品性质，但不容否认的是，它在现实社会生活中部分地发挥着公共功能。在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下，国民义务教育和非国民义务教育都向社会提供学历教育，而在社会就业领域，无论国营公共部门或是民营私营部门，在一般意义上，都不可能不把学历作为标准。在教育领域，学历就是教育生产的结果，是知识形态劳动的凝结及其表现形式。当然，充斥在当今非国民义务教育领域内买方与卖方五花八门的寻租行为，是不能被人类一般理性下的学历所定义的，是道德和理性的教育所嗤之以鼻的。
为了方便分析非国民义务教育领域非理性对策问题，本文抽象掉了教育的公共产品性，不对教育产品的二重性展开分析。重要的是，教育的公共品功能在任一社会都作为基础功能而被优先重视。教育产品的效用，直接的、长久的、决定性的影响力，在于它向社会及其成员提供关于思维、认识、方法、技能的知识体系。只不过在国民义务教育领域由于国家强制力的作用，形成完全信息环境，这时，信息在社会成员之间呈对称分布，相对均衡是社会行动的直接结果。而在非国民义务教育领域，情况则相反。
非国民义务教育与国民义务教育在各自活动特征上的区别，是社会通过经济制度或机制设计所赋予的，这是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结果。具体到哪些社会群体或个体从事哪一类教育活动，当然离不开其自身要素廪赋。但无论从事哪一类教育活动，效用最大化即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必定是追求的目标。
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非国民义务教育单个办学主体的对策选择，实际上是强化其社会分工的专业化特征的过程。要素廪赋，就是其发现市场以及被市场发现的直接的工具。要素廪赋越是深厚，越是不断提升，这种工具作用就越是不断加强，反之，情况则相反。
杨小凯先生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通过对分工理论的研究证明，由于不同的分工水平产生了不同的生产转换函数，生产可能性边界是最高的那条转换曲线。分工水平越高，生产力越靠近生产可能性边界。他写道：市场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分配资源，而是寻找最优市场网络规模，尽量利用分工的网络效用，使社会生产力增加，从而减少稀缺性。他认为，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可以通过提高生产力而减少稀缺性。也就是说，由于分工的发展，同样的资源可以用来生产更多的产品。
把这个定理用于考察教育，显然，现实非国民义务教育背离了尽量利用分工的网络效用来寻找最优市场规模，从而减少稀缺性的理性对策选择。
教育应当超前发展，但是不可能“超经济增长”。当非理性教育对策蔓延之际，就是教育对策风险囤积之时。有预测表明，即使按正常情况发展，到2013年我国高等教育也将供需平衡。但是，如果“大学城热”，“教育投资热”继续升温呢？
有人归纳了当前教育投资热引起的十大问题。我们要指出的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乃国之大计。如果我们那些嗷嗷待哺，正处在求学励志年龄的学子们，被极端功利化的教育对策误导，被培养成“缺乏人文情怀的经济人”，如果是那样，他们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目光远大，意志坚定，素质过硬，学有专长，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创新人才吗？
参考文献：
【1】杨小凯，张永生6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1】托马斯.A.博伊兰，帕斯卡尔.F.奥戈尔曼.经济学方法论新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
【2】黄淳，何伟.信息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3】张铁明.教育产业论——教育与经济增长的新视角［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5】崔卫国.教育的经济学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