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中国期刊网
【原文出处】商业研究
【原刊期号】2002／08(上 半 月 版) 总 第25l期
【作者简介】叶建亮(浙江大学经济学 院，浙江杭州 310028)
【中文摘要】近20多年以来，不对称信息(asymmetric information)市场理论已经成为经济研究中充满生机活力的领域。今天，不完全信息模型已是研究者工具箱中不可或缺的工具。无论是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市场，还是发达国家的现代金融市场，不对称信息问题在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及其广泛的应用。
【关 键 词】不对称信息；市场理论；信息经济学
【 正 文 】
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的开创性研究为不对称信息市场理论奠定了基础，他们分别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的乔治•阿克洛夫 (George Akerlof)，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麦克尔•斯宾塞 (Michael Spence)和哥伦比亚 大学经济系的约瑟夫•斯蒂格利兹(Joseph Stiglitz)。他们因在不对称信息市场领域的出色研究而分享200年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布的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
一、不对称信息市场理论
现实世界中到处存在着各种信息问题，而这些问题却一直为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所忽略，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许多现象时显得十分的勉强和尴尬。为什么第三世界国家地方租赁市场的利率如此之高?为什么人们若想购买一辆质量好的旧车宁愿与专业批发商交易而不向私人购买?为什么即使股息的税收负担超过资本收益，企业还是宁愿以该种方式支付?为什么保险公司向客户提供一系列可使较高的回扣兑换成较低的贴水的合同反而是有利的?为什么富有的地主在与贫穷的佃农签订的契约中并不承担全部的收成风险?这些问题是我们熟悉的(却又似是而非的)现象，每一个例子都构成了对原来经济理论的巨大挑战 。
本年度的获奖者在讨论不对称信息理论的现实假设时给出了一个一般的解释并拓展了该理论。他们认为市场中任何一项交易的双方在信息上总是存在不对称问题，一方行为主体总是比另一方拥有更多更充分的信息。借款方总是比贷款方更清楚其自身的还贷能力；卖者比买者更清楚其要出售的旧车的质量；CEO和董事会总是比股东更清楚企业的盈利状况：保险客户对他们的事故风险知道得总是比保险公司多；而佃农也总比地主更加了解他们的工作卖力程度和收成情况。进一步，正如阿克洛夫指出的，信息不对称还会导致逆向选择问题的产生。由于部分贷款方或潜在的买车者的信息不完全，预期还贷能力低的借款者和劣质车辆的出售者将会把其他人从市场上挤掉。斯宾塞证明，在一定的条件下，拥有信息优势方会通过县信息劣势方发送私人信息从而改进市场状况。企业的经营者会通过缴纳股息的附加税来表明其高盈利状况。斯蒂格利兹的研究显示，完全缺乏信息的行为主体有时可以通过信息甄别，比如通过提供一系列规定特定交易的合同的选择来获取信息优势者的相关信息。通过提供不同的政策即允许较低的贴水兑换成较高的回扣，保险公司因此可以将其顾客区分为不同的风险类别。
二、阿克洛夫在不对称信息市场理论上的开创性研究
阿克洛夫在1970年的论文《旧车市场分析》(The Market for Lemons)是信息经济学文献中极为重要的研究。它体现了一切真正的具有开创性贡献的理论 所具备的基本特征——结论简单但深刻而普遍，内涵丰富且应用广泛。这位1966年刚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人在他的论文中，第一次正式给出了关于市场信息问题的分析，即大家熟悉的“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问题。他分析了市场对与那些卖者比买者拥有更多信息的产品生产产量的评价。在这篇以旧车市场为例子的分析论文中，“柠檬”——劣质旧车的通俗称呼现在已经成为经济学家理论术语里的一个人人皆知的比喻。阿克洛夫揭示，该种信息问题将尽可能导致市场的完全崩溃，或者是收缩为一个劣质产品充斥的逆向选择市场。
阿克洛夫还进一步指出了类似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普遍性和重要性，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他的一个对逆向选择问题的例证是对20世纪60年代印度信用市场的研究，在那里，地方借款人收取的利率是大城市利率的两倍。但中介人从城镇里借来钱再到农村里放贷出去时却并不了解借款者的信用状况，识别出那些风险偏好但预期还贷能力弱的贷款者，因此极可能遭受重大损失。另外，阿克洛夫文章中的例子还涉及到老年人个人健康保险投保困难和劳动力市场的少数民族歧视等。在他的“柠檬文章”中，一个关键的洞见在于，市场中精明的行为主体总会钉足够强的动力去偏离因信息问题引起的对市场效率的反作用。阿克洛夫讨论道，许多市场制度可以被认为是从试图解决不对称信息问题的努力中产生的。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汽车商的品质保证书，另外还比如品牌、连锁、特许以及契约的不同形式等制度安排，都是基于对不对称信息问题的抑制而被创造出来的。
一个恰当的例子应该进一步解释为何不对称信息会产逆向选择问题。首先，新产业部门的企业如今天的IT产业，对不知情的旁观者来说可能一样的，而对于“内部人员”而占，必然对这些企业的未来盈利能力知道的更多。收益率比平均水平低的企业可能比收益率高的企业更倾向于发行新的股票来为新项目融资，因此前者的盈利能力被高估而后者反而被低估了。结果，低收益率的企业往往获得更快的成长，而股票市场便开始被“柠檬(即垃圾股)”占领。当不知情的投资者最后终于发现他们上当时，股价便马上下降——IT业的泡沫也随之破灭。
除了在信息不对称领域的开创性研究外，阿克洛夫还大大推动了经济理论在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方面的发暖。他在这方面的突出贡献是涉及到了对劳动力市场的效率研究。阿克洛夫指出，对雇主的互惠以及对同事的公平等情感会提高工资以至于造成失业。他同时验证了社会传统比如等级制度是如何对经济效率产生反作用的。由于这些方面研究的成果使得阿克洛夫在社会学领域内也名声卓著和影响深远。
三、斯宾塞对不对称信息问题的进一步拓展
斯宾塞所研究的问题是，市场上具有信息优势的行为主体是如何可信的向信息上处于劣势的行为主体传递他们的相关信号，以避免产生与逆向选择关联的问题信号发送(signaling)需要经济主体采取易观察的且成本可观的手段使其他主体相信其能力，或者更一般的，相信他们产品的价值与质量。斯宾塞的贡献在于证明并阐释了其暗含的前提并发展和形式化了这些思想。
斯宾塞的开拓性研究是1973年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发表的关于教育作为劳动力市场的生产力信号的文章。其基本的见解是信号发送并不有效，除非信号本身的成本足以区分不同的发送人，比如求职者。雇主并不能区别高劳动生产率的求职者和低劳动生产率的求职者，除非简者发现获取较高的教育水平的花费足够便宜而低劳动生产率者不得不选择更低的教育水平。斯宾塞同时指出了教育和工资上不同的预期均衡存在的可能性，例如，男性和白人比具有同样劳动生产率的妇女和黑人获得更高的工资。
随后的研究包含了大量的对上述理论分支和在不同市场强化发送信号的重要性的应用研究。它涵盖了诸多的经济行为和现象，如作为生产率信号的昂贵的广告和广泛的担保行为，作为市场实力信号的掠夺性定价（aggressive price)， 作为讨价还价能力信号的工资拖延支付策略，作为盈利能力信号的以债务而不是增发新畦的融资段，以及作为降低高通货膨胀的强硬许诺信号的紧缩性货币政策等等。
斯宾塞在他的早期文章中提到的例子还涉及股息问题，即企业明知股息要比资本收益缴纳更高的税收(即股息要收取双重税收，分别是企业所得税和个入所得税，为什么还是宁愿以股息发放方式支付给所有者的回报? 为什么将利润留在企业内看起来比提高股价的资本收益更容易博得股东的青睐?一种可能性的答案是，股息可以担当良好预期信号的功能。具有高盈利率的“内部人信息(insider information)”的企业之所以愿意支付股息是因为市场将其解释为利好消息而给予股票以更高的价格，更高的股价补偿了股东在股息中支付的额外税收。
除了在信号发送理论方面的研究，斯宾塞还是大力推广应用1996年诺奖得主维克利和莫里斯的关于保险市场分析结果的先驱。1975—1985年期在所谓的新产业组织理论(new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中，博弈论大行其道， 许多人利博弈论知识对市场战略行为的诸多方面做了阐明。在这一浪潮中，斯宾塞还是一位重要的先锋人物。
四、斯蒂格利兹对不对称信息市场理论的深化
斯蒂格利兹在一篇与麦克尔•罗斯奇尔德(Michael Rothschild)合著的经典性论文里，严格论证了如何解决保险市场上的由于公司不知道客户个体的风险状态而导致的信息问题。该项研究通过对在不对称信息市场中，缺乏信息的行为主体将采取何种行为的考察，显然为阿克洛克和斯宾塞的分析进行了重要的补充和完善。罗斯奇尔德和斯蒂格利兹的研究显示，保险公司(缺乏信息的一方)可以通过所谓的信息甄别(screening)，给它的客户(信息优势的一方)设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以显示他们的关于风险状况的信息。在一个信息甄别的均衡中，保险公司通过提供低贴水(1ower premiums)的与高折扣(higher deductibles)的契约并使得两者可自由转换供客户选择，以此从这些保险客户的不同选择中甄别出不同的风险类型来。
斯蒂格利兹与他的众多合作者反复证明，如果不考虑信息不对称问题，经济模型可能非常容易让人误入歧途。在关于公共部门管制的适当方式的研究结论中，他们一致认为，考虑到不对称信息理论问题，许多市场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形态。无论是失业问题还是最佳税收制度的设计问题，斯蒂格利兹已经在许多不同的论文中分析了不对称信息的含义，其中许多文献已经成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基石。
例如，斯蒂格利兹与安德鲁•韦斯(Andrew Weiss)合作的关于信用市场的不对称信息问题研究。两人的研究显示，为了减少因坏账造成的损失，银行的最佳选择是实行贷款定量配给而不是提高贷款利率。由于信用配给制度是如此的普遍，因此上述的洞见对于我们发展关于信用市场的更加实用理论提供了相当重要的基础研究。同时，他们在企业融资、货币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等领域都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在同桑福德•格罗斯曼(Sanford Grossman)的合作研究中，斯蒂格利兹集中研究了金融市场的效率问题。他们的主要研究成果就是提出了著名的“格罗斯曼——斯蒂格利兹”悖论(Grossman—Stiglitz paradox)：如果一个市场在信息上是有效率的(比如所有佃农的信息在市场上是公开的)，那么将没有单个主体有足够的激励去获取价格赖以形成的信息。
除了上述的突出贡献以外，斯蒂格利兹同时还是现代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多项研究中认为，信息不对称和经济激励问题并不仅仅只是一种纯粹学术的抽象，而是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和市场状况中具有相当广泛的解释价值的十分具体的现象。他最初的关于信息问题的一个研究是关于对分成制(sharecropping)这种古老但仍十分普遍的契约形式的分析。一个分成制契约规定，所有的收成必须在地主与佃农之间以固定的比例(一般是各自一半)分割。由于地主通常比佃农富有，因此一般的理论都认为，让地主承担全部风险看起来似乎对双方都有利。但是考虑到地主对土地收成和佃农的工作卖力程度的信息缺乏，分成制实际上对双方而言都是最佳的途径。
约瑟夫•斯蒂格利兹的许多贡献已经转变了经济学家考虑市场运作的思维方式，与乔治•阿克洛夫和麦克尔•斯宾塞在该领域的基本性贡献一起构成了整个现代信息经济学的核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