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小说不讲求故事的明晰性，人物性格的典型性，环境描写的具体性。小说一般不交代具体的地点，没有确切的时间，也不说明具体的社会背景。所有这些特点都是由小说内容的哲理性而来。在卡夫卡的感受中，世界是荒诞的、可怖的、令人痛苦和绝望的。卡夫卡小说中那种滞重、淡漠和沉闷的气氛，和这样的一个世界正相对应。为了更好地显示小说的哲理内涵，更深刻地表现世界的不可理喻，他习惯于采用以下几种艺术表现手段：

一是象征。卡夫卡常使用象征形象来表达他对社会关系的理解。二是荒诞。这主要是指那些表现在情节与人物行为上出现的违反常情与理性的情况。三是逆说。卡夫卡的小说并不止于荒诞，而且还运用了逆说或反论的手法。他所叙述的事情初看起来荒诞不经、自相矛盾，但其中包含着某种真实性。四是独特的讽刺。卡夫卡的讽刺主要产生于对现实荒诞性的揭示。五是平淡、拙朴、凝重而冷漠的叙事风格。

《变形记》是揭示现代人异化现象的代表作品。小说的情节似乎荒诞离奇。一家公司的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一天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作品展开了他变成大甲虫后家人对他的厌恶、他的孤独和死亡。作品表现的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科技与工业的迅猛发展，降低了人的价值；社会的商业化和金钱万能的世风，淹没了正常的人性。物，变成了同人对立的力量，形成了物操纵人、奴役人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人实际上变成了非人。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就是人失去自己的本质，异化为非人的一种艺术表现。

《尤利西斯》在写法和结构上模仿荷马史诗《奥德修纪》，以象征手法写三位主人公在1904年6月16日从早晨8点到次日凌晨2时许，18个多小时在都柏林的活动和精神历程。作者把勃鲁姆和斯蒂芬比作尤利西斯父子，所不同的是，他们的互相寻找不仅是肉体上的也是精神上的。他们都是漂泊无依，备受挫折的人，最后终于在对方身手找到了各自精神上欠缺的东西。作者通过他们的意识和潜意识活动，概括了西方整整一代人面临的思想困惑和危机，反映了都柏林市民的生活和精神风貌。作者通过勃鲁姆夫妇和尤利西斯夫妇的对照，用古代英雄反衬了现代人在欲望驱使下的卑微、平庸和渺小。作者悲叹人性的堕落，但他对自己笔下三个“非英雄“的种种弱点，也多少持欣赏甚至夸耀的态度，这就使这部小说的内容表现出相当的复杂性。

在《城堡》中，卡夫卡通过象征的形象和荒诞离奇的事件揭露和批判了奥地利帝国的官僚制度。书中写到庞大的统治机构，高高在上、毫无效能的官吏，森严的等级制度和严重的官僚主义，对百姓进行威慑式的统治。

其次，小说在描写了官僚统治飞扬跋扈的同时，也表现了统治者们正走向没落与衰亡的景象。象征官僚专制制度的城堡已经不是中古时期那种雄伟威严的高城巨堡，它形状寒伧，虽都是石头建筑，可是“泥灰早已剥落殆尽，石头也似乎正在风化消蚀”。这个景象形象地表明专制统治已经到了衰亡的边缘。

《荒原》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死者葬仪”主要写荒原和荒原人的意象。第二章“对弈”把人类过去的昌盛文明与现代的破败丑陋加以对比，突出了现代人纵情声色、贪欲不止，因而丧失了有意义的人生，形同僵尸的可悲处境。第三章“火的布道”，总的精神是要通过宗教点化执迷不悟的人生。第四章“水中的死亡”，以腓尼基水手为代表，总结性地写出了那种情欲横流的必然结果。第五章“雷霆的话”，以“雷霆”代表上帝，忠告荒原上的人们，必须服从上帝的教诲，做到“舍予、同情、克制”，才能使荒原和自己获得新生。

《荒原》是诗人把他对现代西方文化困境的感受上升到哲理的高度，经过意识主要是下意识的融合所展示出的既有戏剧色彩又富于启示录式的内心独白。它以深刻的危机与超越意识去沉思西方文化的困境与出路，从而展示出一个失去了神性的世界的本真状态。

一是深刻地描绘了美国南方社会的变迁与时代特征，刻画出这个社会里的各种矛盾冲突与不同人物的精神面貌；二是不仅写了南方人，而且写了20世纪的南方现代人，写出了现代人所关心的问题，如异化、精神出路等，在他们身上的体现；三是在小说创作方法上进行了大胆的革新，把乔伊斯等人运用的意识流手法更推进一步，深入地发掘人物的内心活动，并运用多角度叙述方法来增加小说的立体层次，以“时序颠倒”、“象征”、“对位”等手法把现代生活的复杂性与神秘感充分表现出来。

卡夫卡的小说从思想内容看，大致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那些揭示现实世界的荒诞与非理性的作品。如短篇小说《判决》中，父亲对儿子——青年商人本德曼进行指责是无礼的，而判决儿子投河更是荒谬之至，而儿子竟然执行了这荒诞的判决。人们的非理性行动正是整个人类存在非理性的表现。短篇小说《乡村医生》也是一篇描写人类社会非理性表现的作品。小说的寓意是深刻的：人类患了重病，这病已十分严重，使人的肌体变得无可救药。人们盲目地相信医生的医术即理性能治愈一切病患，事实并非如此，人类社会的一些病症是理性所医治不了的。到最后，连医生本人也成了需要寻找家园的流浪者。

卡夫卡小说的第二个内容是揭示了现代人的异化现象。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沉重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压迫，使人失去了自己的本质，异化为非人。著名小说《变形记》突出地表现了这种现象。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在现实生活中当然是无稽之谈，但是如果从他的工作已经使他变成了一架机器和工具来考虑，那么就应承认他丧失人的特性、异化为动物，是符合逻辑的，从艺术的角度看，也是真实的。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也是一部有异化内容的作品。在这篇小说里，饥饿艺术家实际上已经异化为动物了。

揭示人在现实世界中的困境和困惑感，是卡夫卡小说的第三方面的内容。这一类作品表现的主要是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在这类作品中，短篇小说《地洞》最有代表性。卡夫卡通过一个小动物的心理活动，生动地展示了在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社会小人物生命没有保障、生活不得安宁的困境。长篇小说《美国》写的基本上也是现代人的孤独、失落和无家可归的困境。

最后，卡夫卡在一些小说中还描写了现代国家机器的残酷和统治阶级的专横和腐朽，短篇小说《在流放地》深刻地揭露了专制制度的残酷和灭绝人性，也揭露了旧制度行将灭亡时它的信徒和卫道士们的冥顽不灵。在长篇小说《审判》中，作者以更大的力量揭露了官僚机构尤其是司法界的罪恶。

卡夫卡的小说不讲求故事的明晰性，人物性格的典型性，环境描写的具体性。小说一般不交代具体的地点，没有确切的时间，也不说明具体的社会背景。所有这些特点都是由小说内容的哲理性而来。卡夫卡的小说是寓言小说，不求社会生活画面的丰富多彩，但求深刻的哲理和寓意包蕴其中。在卡夫卡的感受中，世界是荒诞的、可怖的、令人痛苦和绝望的。这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世界。卡夫卡小说中那种滞重、淡漠和沉闷的气氛，和这样的一个世界正相对应。为了更好地显示小说的哲理内涵，更深刻地表现世界的不可理喻，他习惯于采用以下几种艺术表现手段：

一是象征。卡夫卡常使用象征形象来表达他对社会关系的理解。如《审判》中K的被捕、企图申诉，以及案件的起因与内幕，始终是笼罩在云雾之中。那个法庭象征着一种与人类为敌的异己力量。再如《城堡》，小说中那个时隐时现、神秘莫测的城堡，对村民是一直萦绕在脑际的权力巨魔，它就是专制政权官僚机器的象征。城堡就在眼前，但就是走不到那里。这象征着专制统治者与普通人民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二是荒诞。这主要是指那些表现在情节与人物行为上出现的违反常情与理性的情况。这里有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在卡夫卡的作品中，荒诞因素占有重要地位。《变形记》中人忽然变成为甲虫，《审判》中K被荒诞地逮捕，又被荒诞地处死，《城堡》中的主人公无论如何也进不了城堡以及《判决》中父亲判决儿子自溺和儿子执行判决等等，都是典型的卡夫卡式的荒诞手法。

三是逆说。卡夫卡的小说还运用了逆说或反论的手法。他所叙述的事情初看起来荒诞不经、自相矛盾，但其中包含着某种真实性。如小说《审判》第九章《在教堂里》“在法的门前”一段，写了乡下人要求进法之门却终生未能如愿，表面上看荒谬之至，但其中含有深意：在不正义的社会，普通农民无法得到法的保护，这就是卡夫卡惯于使用的具有似是而非效果的逆说法。

四是独特的讽刺。卡夫卡的讽刺主要产生于对现实荒诞性的揭示。他的主人公为了正义或辨明真情而奔走，但经常陷入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困境。他越是挣扎，越是陷得深，甚至最后送命了事，如《审判》中约瑟夫的结局。这里面就蕴涵着讽刺。

五是平淡、拙朴、凝重而冷漠的叙事风格。卡夫卡写的经常是一个在扑朔迷离的氛围中展开的荒诞故事，有时给人一种神秘和阴沉恐怖的感觉。由此形成卡夫卡小说的语言风格特点：平淡中透着冷漠，拙朴中透着凝重。这形成了卡夫卡独特的风格。这种平淡冷漠的叙述语调，对于表现主人公的痛苦和困惑感，体现作品抽象的主题，都是合适的。

首先，《荒原》是一首典型的现代主义诗作，它把看来互不关联的戏剧性场面拼接起来，把表面上风马牛不相及的意象组合起来，纳入一个关于“荒原”的象征结构，从而使这些看似无关的场面和意象获得了内在的联系，揭示了西方文明衰退的历史必然性。全诗以枯槁、干涸、破碎、散乱、空虚、孤独、丑陋、衰老、荒蛮、死尸等意象，来表现一个丑恶、病态的现实。

其次，《荒原》思维上的跳跃大，意象之间、场面之间的衔接常常很突兀，诗人的情绪很难轻易看出，而是深藏在那些奇特的意象和象征后面，这些意象和象征与诗人的感情相对应，加上众多的引语、典故、对话、场景，组成了一幅五光十色的画面，这幅图画具有不同的层次，包蕴着一团气氛，可以充分调动读者的想象力。

第三，《荒原》具有明显的音乐结构，仿佛一首宏大复杂的交响诗，如果说展示“荒原”和“荒原人”的情景是它的主部主题的话，那么，“拯救荒原”就应该是它的副部主题，其余各种小的动机则围绕着主部主题和副部主题在呈示和对比中文织展开。

第四，《荒原》采用了典型的自由体，诗句长短不一，不用规律的韵，但节奏分明，舒展自如，收放有致，这样的形式能够让诗人充分地、自由地驰骋想象，拼接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