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学科的产生，固然有赖于专家学者们的辛勤劳动，但深刻的根源却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行政管理学于19世纪末萌芽到20世纪初诞生于美国，是有历史必然性的。

1.政府职能由政治统治扩大到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管理，由消极放任“守夜人”变成积极干预社会生活的“行政国家”。日益膨胀的行政职能突破了原有政治职能所能包容的框框，导致政治与行政的分离。美国是实行“三权分立”体制的国家，权力划分比较明显，而且行政的权力大，行政作用突出。对行政问题的研究，也较早引起人们的注意。

2.行政职能加强和行政活动范围扩大，使行政机构迅速增加，行政人员队伍日益壮大；而“功绩制”的实施和“政治中立”原则的确立，更促使行政成为“非政治化”的管理领域。美国工商业发达，企业规模大，最先实现了科学管理的革命。科学管理直接影响了行政机关的科学化管理，从而推动行政学的诞生。

3.行政机构臃肿所造成的庞大的财政开支和效率极低的官僚作风，妨碍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廉价和高效率政府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美国立国较晚，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没有某些国家那样沉重的封建包袱进而顽固守旧的贵族势力，较易于推行行政机关的效率管理。

4.美国政治学和法学等领域，有一批重量级学者，在酝酿和创立行政管理学的早期，起了决定性的积极作用。例如，威尔逊(T．W．Wilson)著《行政研究》(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1900年古德诺(F．G．Goodnow)著《政治与行政》(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1926年怀特(L. D．White)著《行政学导论》(Introdution to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1927年威洛比(W．F．Willoughby)著《行政学原理》(Principle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1930年费富纳(G．M．Pfiffner)著《行政学》(Public Administration)、1936年高斯(G．M．Gaus•著《公共行政的边界》(Frontier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等的出版，都作出了历史贡献。

行政管理学产生至今，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时期，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如下五个阶段。

1.科学管理阶段

行政学诞生的标志性文献是威尔逊的《行政之研究》一文，威尔逊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行政学赖以成立的前提，那就是他的政治与行政二分原则的思想。在威尔逊之后，古德诺在1900年发表的《政治与行政》一书提出，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则是这种意志的执行；政治主要与政策的制定相关联。而行政则是对政策的执行。马克斯•韦伯通过他的官僚制理论的建构，解决了威尔逊思想付诸实施的技术性问题，也就是说，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已经把威尔逊的思想变成了可以实施的制度性方案。

在行政学的形成过程和系统化的过程中，包含着来自管理学方面的影响。泰勒在1911年发表的《科学管理原理》和法约尔在1916年发表的《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对行政管理学的形成都发生过重大的影响。

1926年、1927年和1930年，美国学者怀特、威洛比和费富纳分别出版了《行政学导论》、《行政学原理》和《行政学》三本行政管理学教科书，被誉为行政学的“三足鼎立”。1937年，美国学者古立克(L．Gulick)和英国学者厄威克(L．Urwick)共同编辑出版了《行政科学论文集》。该书包含了反映当时研究成果的一系列重要论文，成为行政科学达到一定高度的标志。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行政管理学研究者看到了行政管理学研究的重要性，精辟地论述了行政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以及应遵循的一般原则与基本方法，推动了行政学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而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2.行为主义阶段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行为科学理论被引入行政学研究中来并被人们逐步接受，行政管理学的发展进入了行为主义阶段。其中，以西蒙的行为主义行政学派较具影响。西蒙在行政学研究中借鉴吸收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观点和方法，在研究方法上讲究观察的客观性和测量的可靠性，主张价值问题与事实问题的严格区分，认为一切假说必须经过经验检验，强调以人的实际行为作为研究中心等等。

西蒙的行政学说在西方行政学界曾引起了一些重大的争论。反对者认为，纯粹的经验事实是不存在的，事实和价值也是不能截然分开的，西蒙把决策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将决策中的事实和价值因素分开，认为价值不是科学分析的对象，这些看法都是不妥的。而在支持西蒙学说的行政学者中，他的基本理论成为指导原则，并因此而形成了一个新的行政学流派，即行为主义行政学派。

3.公共政策阶段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社会公众关注问题的焦点更多的不再是抽象的理念或原则问题，而是那些与自身现实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特殊的公共政策问题、公共管理问题、公共服务问题。从而促使公共政策分析成为行政管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行政管理学的发展也因此进入了公共政策阶段。

最初把政策与科学直接联系并赋之以现代意义的是美国政治学学者拉斯维尔。人们通常把他和伦纳于1951年合著的《政策科学：范围与方法的最近发展》一书作为现代政策科学发端的标志。在《政治科学的未来》(1963)一书中，拉斯维尔将政策科学看作重建政治科学的主要方向，呼吁政治科学家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集中关注政策制定中选择理论的研究，更多地关注政策和社会问题。在公共政策研究方面，其他较有影响的还有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林德布洛姆、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教授德洛尔德洛尔等。

4.新公共行政阶段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严峻现实对行政管理学以及政府中的管理提出了挑战，行政管理学的发展进入新公共行政阶段。概括起来说，新公共行政的理论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新公共行政理论在批判主流行政学的效率经济观的基础上提出价值考量；主张社会正义和社会公平；主张改革的、人世的、与实际过程相关的行政管理学；主张构建新型的政府组织形态；主张突出政府行政管理的“公共”性质；提出民主行政的理念。

从现实的公共行政实践来看，新公共行政的理论追求有许多空想的成分，因而没有转化成一种制度性设置。但是，在新公共行政理论中所突出强调行政管理价值问题方面，由于把公平与效率结合起来考虑，包含着向近代启蒙精神复归的内涵，对于行政管理学单纯强调技术性因素的纯粹管理主义倾向来说，是有益的。

5.新公共管理阶段

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针对政府部门的改革浪潮。其主要内容是：反对低效和浪费，实行私有化；以市场取代官僚组织，将企业管理方法引入政府管理；在行政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在公共服务中坚持顾客导向；等等。新公共管理运动主要是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重新调整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减少政府职能，以求使政府“管得少一些但要管得好一些”；其次，尽可能地实现社会自治，鼓励社会自身的公共管理，也就是利用市场和社会力量来提供公共服务，以弥补政府自身的财力不足；最后，改革政府部门内部的管理体制，尽可能地在一些部门中引进竞争机制，以提高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和社会服务质量。

我国是世界上为数有限的文明古国之一。在漫长的封建发展史上，逐步形成了一套内容丰富、特点突出、相对完善的封建行政管理制度，其中尤以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行政体制、官吏制度和监察制度见长于世。对这些历史成就及其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先进性，国外的很多学者都是推崇备至的。但是，现代意义上的行政管理学却是从西方国家引进和借鉴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几乎与西方国家行政学的形成同期进行，我国一些学者很快就开始了翻译和引进。从30年代开始，我国一些学者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专著。在理论研究发展的同时，行政管理学也步入了我国高等院校的殿堂，到新中国建立以前，各大学政治学系及培训学校大都开设了行政学课程，并有一定数量的留学生出国深造。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1952年我国高校院系调整时，行政管理学与某些学科一样被撤销了。这种情形从1978年开始得到改变。1980年12月中国政治学学会的成立，酝酿了恢复和发展行政管理学的氛围，一些研究者开始公开著文呼吁和讨论有关行政管理学的问题。1982-1984年我国国家行政改革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缺乏系统的科学行政管理理论指导的缺陷，则对恢复和发展行政管理学提出了现实要求。这就从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为恢复和发展行政管理学创造了充分的条件。1984年夏，由国务院办公厅和劳动人事部联合发起召开了全国性的行政管理研讨会，并正式筹备建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此后，在全国范围内很快掀起一股学习和研究行政管理学的热潮，不少大学和研究单位先后设置了行政管理学专业或开设了行政管理学课程，同时成立了一批行政管理干部学院，行政管理学甚至被视为我国几千万党政干部的必修课。1988年，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正式成立，并发行了会刊《中国行政管理》。1995年，国家行政学院在北京正式成立，主要培训各级政府司局级以上官员。行政管理学开始纳入国家行政建设的轨道。

在我国行政管理学恢复和发展的过程中，先后发表或出版了一大批论文、专著或教材，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各类关于行政管理研究的专著开始多起来，且研究质量明显提升；与此同时，还引进和翻译出版了一批台湾和西方学者的行政管理学教科书和专著。这些都对我国行政管理学的建设起到了积极和直接的推动作用，为我国行政管理学的不断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