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薯种植
“番薯，则土人传云，近年有人在海外得此种。……因此分种移植，略通闽广之境也。……闽广人赖以救饥，其利甚大。……又曰：甘薯所在，居人便足半年之粮。民间渐次广种，米价谅可不至腾踊矣。”（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二七，《树艺.蓏部.甘薯》）
城居市民
晚明苏州府“聚居城郭者十之四五，聚居市镇者十之三四，散处乡村者十之一二”。（道光《苏州府志》卷一○）
社会风尚
“驯至正德、嘉靖初，则稍异矣：土田不重，操资交捷，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已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惶。于是诈伪萌矣，纷华染矣，靡汰臻矣，……迨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迄今三十余年，则敻异矣！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既不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歙县志.风土论》）
三、对外关系
九边
“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榆林）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驻偏头（偏关），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明史》卷九十一，《兵志三》）
瓦剌与土木之变
“（正统）十四年七月,（也先）遂诱胁诸番,分道大举入寇。脱脱不花以兀良哈寇辽东,阿剌知院寇宣府,围赤城,又遣别骑寇甘州,也先自寇大同。参将吴浩战死猫儿庄,羽书踵至。太监王振挟帝亲征,群臣伏阙争,不得。大同守将西宁侯宋瑛、武进伯朱冕、都督石亨等与也先战阳和,太监郭敬监军,诸将悉为所制,失律,军尽覆。瑛、冕死,敬伏草中免,亨奔还。车驾次大同,连日风雨甚,又军中常夜惊,人恟惧,郭敬密言于振,始旋师。车驾还次宣府,敌众袭军后。恭顺侯吴克忠拒之,败殁。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以四万人继往,至鹞儿岭,伏发,尽陷。次日,至土木。诸臣议入保怀来,振顾辎重遽止,也先遂追及。土木地高,掘井二丈不得水,汲道已为敌据,众渴,敌骑益增。明日,敌见大军止不行,伪退，振遽令移营而南。军方动，也先集骑四面冲之，士卒争先走，行列大乱。敌跳阵而入，六军大溃，死伤数十万。英国公张辅，驸马都尉井源，尚书邝野、王佐，侍郎曹鼐、丁铉等五十余人死之，振亦死。帝蒙尘，中官喜宁从。”（《明史》卷三二八，《瓦剌传》）
鞑靼
“明年（嘉靖二十五年）夏，俺答复遣使诣大同塞，求贡，边卒杀之。秋，复来请，……帝不许。……二十九年春，俺答……传箭诸部大举。秋，循潮河川南下至古北口，……敌阳引满内向，而别遣精骑从间道溃墙入。汝孝兵溃，遂大掠怀柔，围顺义，抵通州，分兵四掠，焚湖渠马房。畿甸大震。敌大众犯京师，……兵部尚书丁汝夔恇扰不知所为，闭门守。敌焚掠三日夜，引去。……方俺答薄都城时，纵所掳马房内官杨增持书入城求贡。辅臣徐阶等谓当以计款之，谕令退屯塞外，因边臣以请。……明年春，以侍郎史道莅其事，给白金十万，开市大同，次及延、宁。……俺答复请以牛马易粟豆，求职役诰敕，又潜约河西诸部内犯，堕诸边垣。帝恶之，诏罢马市，召道还。自是，敌日寇掠西边，边人大困。……（隆庆时总督王崇古）上言：朝廷若允俺答封贡，诸边有数年之安，可乘时修备。设敌背盟，吾以数年蓄养之财力，从事战守，愈于终岁奔命，自救不暇者矣。……帝终从崇古言，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兵部采崇古议，定市令。……自是，约束诸部无入犯，岁来贡市，西塞以宁。……（万历）十年春，俺答死，……其妻三娘子，……主兵柄，为中国守边保塞，众畏服之，乃敕封为忠顺夫人，自宣大至甘肃不用兵者二十年。”（《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倭患
“先是，永乐初，诏日本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二艘，不得携军器，违者以寇论。乃赐以二舟，为入贡用，后悉不如制。宣德初，申定要约，人毋过三百，舟毋过三艘。而倭人贪利，贡物外所携私物增十倍，例当给直。……祖制，浙江设市舶提举司，以中官主之，驻宁波。海舶至则平其直，制驭之权在上。及世宗，尽撤天下镇守中官，并撤市舶，而滨海奸人遂操其利。初市犹商主之，及严通番之禁，遂移之贵官家，负其直者愈甚。索之急，则以危言吓之，或又以好言绐之，谓我终不负若直。倭丧其赀不得返，已大恨，而大奸若汪直、徐海、陈东、麻叶辈素窟其中，以内地不得逞，悉逸海岛为主谋。倭听指挥，诱之入寇。海中巨盗，遂袭倭服饰、旗号，并分艘掠内地无不大利，故倭患日剧。”（《明史》卷三二二，《日本传》）
倭寇
“壬子倭奴入黄岩，讫今十年，闽浙、江南北、广东，人皆从倭奴。大抵贼中皆我华人，倭奴直十之一二。”（郑晓：《吾学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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