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周(1427—1509)，宇启南，号石田，晚年自称白石翁，是明中叶画坛上四大艺术家(另三人为文徵明、唐寅、仇英)之一，人称江南“吴门画派”的班首，在画史上影响深远。说他是该派之首，其意有三：一、沈周出身诗画世家，祖上收藏甚丰，对古人诗画见多识广；其二、受先辈影响，终生不入仕途，仅“以丹青以自适”，故其艺术质朴而有情致，使画风纯化；其三、也是最主要的，即他是四人中年长者，毕生勤于诗画创作，加上高寿，作品极多，声誉卓著，德高望重。其诗才横溢，书法学宋黄庭坚，绘画以山水为主，得于家法，后取董 (源)、巨(然)，中年宗“元四家”笔墨，尤其推崇黄公望。
沈周一生不仕，淡泊功名，博览勤学，专心从事丹青与诗文艺术，刻苦研究前人的优秀理论与技法，融会贯通，创立了自己的风格，成为我国十五世纪下半叶在戴进之后最有影响最具独创力的一位画家。他在绘画、书法和文学艺术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沈周的成就，最杰出的当表现在绘画方面。嘉靖年间苏州名士王登在(吴郡丹青志)中称，“先生 (石田)绘事为当代第一”。沈周绘画兼收并蓄，作画路子较宽，人物、山水、花鸟无不精通，而山水、花鸟成就尤为突出。
他的山水，初学其父沈恒吉、伯父沈贞吉，兼师杜、赵、赵同鲁，早年宗法王蒙，远追董、巨，中年汲取黄公望及宋元各家之长，晚年醉心吴镇。四十岁以前的作品多为小幅，四十岁后“始拓大幅”。他的山水呈粗、细两种面貌。用笔繁细且微妙确实者，称“细沈”；中锋秃笔，粗阔豪放者，称为“粗沈”。这是其自成一格的成熟画风，所谓“粗枝大叶”，“天真烂发”是也。他的“细、粗”之风在他的学生文徵明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文徵明亦有“粗文”、“细文”之分，只是“粗文细文”在作品中分野显著，而沈周的粗细之分有时倒不十分明显。所以现代有的学者认为，沈氏之作品有不少应是介乎“粗沈”、“细沈”之间者。
纵观沈周的山水画，大约经历了奠基(早期)、变革(中期)与成熟 (晚期)几个主要阶段。
他早期主要师承家学，兼师杜、赵，宗法董、巨和元四家，受王蒙影响较大，作品精工缜密，笔法偏纤细、严谨而微妙。这是他师法前人采撷营养的时期，即奠基阶段，或曰学习阶段。
在变革期间，沈周不仅仿元四大家中黄公望、王蒙、吴镇，也学倪瓒画法。倪瓒在元四家中以疏淡见长，与王蒙用笔“繁密”相反，他的用笔最“简”。倪瓒由于个人的特殊经历：出身豪富，不堪元人欺辱而遁为隐士，先研求佛学，后又人玄文馆学道，所以他的山水几乎不画人物，而追求一种幽淡萧瑟的意境。这是他逃避现实、超脱世事的思想反映。沈周四十七岁和五十三岁时分别画过《仿倪山水》(五十三岁所作)。沈周觉得倪画极为难学，他学倪的作品往往用笔过于劲强，墨色偏于浓重。故而他的老师赵同鲁说他“落笔太过”。他自己也说：“倪迂标致令人想，步托邯郸转谬途。笔踪要是存苍润，墨法还须人有无。”(明·汪珂玉《珊瑚网》卷十四·仿云林笔题跋》)倪云林(瓒)那种若淡若疏、笔简意尽的画法，与他所要表达的幽寂虚空的意境相一致。而沈周所追求的审美意趣以浑厚苍郁为主，更具有磅礴的气势，因此很难与云林契合不二。这正是沈周艺术个性的反映。不过在沈周的有些作品中，也有一些用笔尽松秀婀娜之致，神似云林之处。如《策杖行吟图》、《至日闲居图)、《秋林读书图》等。
沈周不仅仿摹元四家，汲取精华，而且追溯元四家之本源。元四家都是继承北宋董、巨、米芾等大家的技法，且都表现江南景色。所以沈周也苦心学习董、巨与米芾。四十七岁时，他画有一幅《仿董巨山水图》，构图繁复，山石圆浑，山头多卵石，笔墨苍润，柔和流畅的披麻皴法，缀以“点子皴”，浓黑的墨点与淡淡的皴笔相映，显得墨彩腾发，浑厚秀润，很得董、巨遗韵。从画上自题诗、跋可以得知，这是他答呈“欲观予董、巨墨法”之友人的一幅作品。在这幅画中虽然留有王蒙之遗意，总体风范仍未离精工面目，但是他于汲取中已自拓新意，在布局上有着自己的意匠。近处山坡上之长松巨林与远处层层山峰相呼应，构成高拔的气势，前后景之间溪流曲折萦回，山路蜿蜒，引观者渐往山麓深处。沿途点缀小舟、木桥、行人以及常被用来表现隐遁思想的草亭、茅屋等，既增强了画面的生动气息，又有贴近生活的亲切感，在他的融汇董、巨的技法中又注入了更多的人世的怡悦之情，这是他迥于元人学董、巨多取其平淡幽寂之趣的地方。这一种亲切的平易近人的笔致在他后来的艺术生涯中一直成为他所探索追求的东西，也是他取得独创性的成功之举，更是他理想的人格精神的体现。
沈周不仅执著地学习传统，而且不存门户之见，广泛与同时代的画家交往，从别的派别画家中取得借鉴。他自中年以后，画名渐盛，不少同时代的画家都慕名与他交往。如浙派画家吴伟、南京的史忠(即徐端本)和徐霖、江西的郭诩、北京的夏昶等，和他都有诗文相酬，友谊甚契。戴进，明初著名画家，浙派之领袖人物，长沈周四十一岁。沈周于五十四岁时(戴进已卒)画了一幅《仿戴进谢太傅游东山图》，画面高峰突兀人云，山石嶙峋；山腰楼阁界画严整，山麓有谢安 (东晋太傅)曳杖与几个乐妓缓缓而行，丰神洒脱，山路旁松梅茂盛，流水潺潺，设色娟丽，用笔清俏。自识：“钱塘文进谢安东山图。庚子，长洲沈周临”。通过对戴进作品的摹写，探索南宋马远、夏圭、李唐、郭熙的绘画技法，汲取浙派的硬度和力感。在沈周的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如劈竹之痕的用笔，带凿痕似的用笔，这就是他间接汲取宋人之法在实际中的应用。
沈周五十七岁时所作《古木寒泉图》已显出较成熟的粗笔风貌。画面上两棵古树临水而立，一弯寒泉缓缓流淌，静静的湖面上横卧一小船，船上一翁正专注地垂钓；气氛萧索的深秋景色跃然纸上。图上的题诗与画意交融一体。画面构图洗练，用笔简率，粗健苍劲，自成一格。
沈周六十岁至八十三岁属晚期，是他的成熟期。这一时期较长，其间他继续追踪元四家，尤其醉心于吴镇。吴镇一生隐居，性情孤峭，“为人抗简孤洁”。画学巨然，富有端庄、静穆、温和、朴茂的风貌。元四家中其他三人都偏于干笔和细笔，用墨偏淡，而吴镇却爱用湿笔、粗笔和浓墨，以简劲见长。沈学吴，是为了锻炼更加简洁、沉郁的画法，汲取吴镇淋漓多变的墨法，坚实雄劲的笔法，使粗笔山水更趋于雄健苍劲，凝重浑厚。他把吴镇的粗豪与黄公望的松秀、王蒙的灵动和马夏的刚健、米氏云山的浑融等有机地融为一体，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终于形成了他那“粗枝大叶”而又“天真烂发”的独特风格。这种风格在笔墨形式上，变元人的“软中带硬(绵里裹铁)”为“刚中有柔”，加强了用笔的“骨架”作用，同时又克服了浙派的过分外露和霸悍之气，更显得朴质雄浑。
《京江送别图》是沈周六十五岁时送别吴愈而作。吴愈是沈周的亲友，文徵明的岳丈。构图疏简，皴法短粗，线条整饬苍劲，墨色浓重滋润，设色淡雅明净，气势雄阔磅礴。是其晚年山水画代表作品。 六十八岁时所作《仿大痴山水图》，山石轮廓用粗细之笔反复勾勒，皴法则荷叶与披麻并用，中锋侧锋兼施，墨色浓淡干湿相间，是他一生多幅仿黄公望之作中集众之长自成风貌的作品。
沈周晚期的传世佳作较多。如《沧洲趣图》、《春雨欲归图》、《落花 诗意图》、《岸波图》等等。沈 周这一时期在表现形式上已显示出他的创新，构图平稳，无论繁复或简略之景，都强调山川恢阔的“势”，充满平和怡悦的气氛。笔墨塑造的山水景物自然地透出蓬发的生气。一改元人冷寂虚空之境界，又得元人“平淡天真”之意趣。这是他所处时代的文人精神在绘画上的映照，也是他继承、光大传统，开拓创造，为吴门画派建立起来的新的审美典范。
沈周的书法起步于家传，初以学赵孟頫、苏轼体为主。四十岁左右起，泛学赵、钟(繇)、王(羲之)、二沈(度、糜)和宋四家(苏轼、米芾、黄庭坚、蔡襄)诸家，而对宋四家用力最勤，至晚年更倾心学黄庭坚。喜用狼毫挥书，线条锋利锐，结构跌宕开阉，中宫收紧而四维开张，所谓“长撇大捺”，遒劲奇崛，也是明代的书法名家。
诗、书、画的结合是中国绘画的一大特色。最早在东晋顾恺之(348—409)《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的摹本里，就已有绘画和文学作品结合的先例。唐·王维既是诗人又是画家，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指意境相通，尚未将诗直接写在画上。北宋前的绘画，很少有人题款，即使题款，也只在不显眼的地方——石缝、树干上题作者的名字。到了宋代，苏轼、米芾等掀起文人之风，款题跋识也随之而起。由于他们本来十分擅长诗文和书法，某种程度上还超过绘画，这一来，使他们的画顿然生色，增加了欣赏内容，提高了欣赏价值，但宋代并不盛行。这一形式到了元代被确立了下来，元赵孟頫、倪瓒等都是诗、书、画兼长，并善于将此三者有机结合的大家。到了沈周手里，款题跋识得以发展。以后再经过文徵明、唐寅等一番努力，使这一形式发展到更完美，更普遍流行的地步。画上题诗或题记，或诗外再加几句题记，记录作画的时间、动机，介绍诗和画的关系，或者是画与生活的关系，一方面增加了观者的欣赏信息量，另一方面可以帮助观者体味画境或诗意，产生更多的联想，使款题跋识与绘画结合，成为完整的艺术品。这样，题字的内容、字体的形式都需要匠心独运了。首先，诗文除与画境有联系外，所占位置、面积、轻重都必须与画面构图相宜。再者字体和画的笔法要和谐。如果配合得好，可能弥补画面不足，增加其感染力；如果配合得不适当，反而会破坏画面的美感。这就要求画家又是书家，还必须懂得诗文。诗、书、画优劣成为衡量一位画家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为了强调书法与绘画用笔的共性，所以画还不叫画，而和书法一样，皆曰：“写”。诗书画三位一体，完美地结合在一个画面上为同一内容服务，这是我国文人画的一大特色，是世界艺坛中的独特创造!沈周在这一方面无疑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沈周的成功固然有其天赋聪颖与环境优越的因素，但更主要在于他的不懈努力。他对大自然的热爱，对艺术的专一，那种强烈的创作欲望，一诗再诗，一画再画，吟画不辍，如痴如醉的创作精神，是他通往艺术大师道路的根本。沈周一生勤于诗书画的创作。正德四年 (1509)，当他生涯快至尽头的前夕，他还与文徵明、周臣、唐寅、仇英合作《桃渚图》。此时的文、唐才四十岁，仇英二十岁还不到。后来这三人千锤百炼，形成了各自的特色，文徵明的风格是深秀而简劲，唐寅的格调是豪放而幽奇，仇英的风范是精练而富丽。他们与沈周被后世论定为明代的四大画家，因为都是吴郡的画家，所以又被称为“吴门四大家”。沈周为吴门四大家之首。他的画艺精博，在继承宋元文人画传统的同时，能够发扬光大与开拓，树立起新的旗帜，反映出他那个时代文人的精神气质、理想和情感，成为画苑中奇才，一代宗师，受到时人与后人的尊重，赞扬。吴宽当时就说：“则石翁(沈周)当独步于今日也。”他认为，被称为明代“国初画院第一手”的戴进，比不上沈周诗画双绝。王樨登在他著的《吴郡丹青志》中，将明代二百多年里，苏州众多的画家罗列筛选一番，选拔了二十五人，而列为神品、名居第一者唯沈周一人也。
沈周在我国画坛影响巨大，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与元代以来文人画家艺术思想的深刻影响，他和同时代的其他文人画家一样，过的还是地主阶级文人雅士的生活。他们的生活理想和艺术追求仍是以隐逸为高，以书画自娱为主宰；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题材与内容大部分没能突破传统文入画的范畴。较之元代的文人山水，现实性虽较强，可较之宋人的又显得较弱。再则，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思想感情有较明显距离，也就不可能更鲜明地反映整个时代的面貌与时代精神，使自己的艺术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方面起更大的作用。沈周成就的局限性大概也主要在于此吧。
此外，他的临仿古迹的方法，虽有学习传统，提高技法的作用，但也助长了临摹的风气，有不小的副作用。这种副作用体现在以后的文入画家中不少人竞用模仿代替创作，使山水画内容空虚，仅存笔墨的躯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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