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蒙古对中国的侵掠和征服，对汉地社会经济着实带来很大的消极影响。尤其是中原地区，尽管元朝政府在恢复农业生产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但在有元一代仍未能抵消蒙古入侵给社会经济带来的破坏性影响。
虽然如此,元朝政府在恢复农业生产方面还是做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元政府对劝农、传播农业生产技术、兴修水利十分重视，尤其是对新作物的推广,颇为用心。诸如棉花的种植，在政府的推动下，得到了更大范围的普及，元代中叶后，基本遍及全国。松江成为当时重要的棉纺织业中心，纺织技术也有很大发展。此外，手工业也有所发展，景德镇的瓷器，行销海外。
【交通运输与贸易】 元朝的政治中心在华北北部的大都,而经济中心在江南。在海运开通前,北方所需的江南粮食等物资,主要通过运河北运。元初的南北运河基本上还是隋炀帝时的旧物，迂回曲折,也并未完全贯通。忽必烈时期，先后开通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使漕船可一直驶到大都城内的积水潭。于是,南起杭州,北到大都,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就全线通航了。大运河的贯通为南北物资的交流、保证元廷的财用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元代运输最有特色的是沿海海运的开通。至元十九年(1282),大臣伯颜建议从江南地区海运粮食到大都，并取得试航的成功。至元二十四年(1287),政府设立泉府司,专掌海运。次年,又立两个漕运司。一在直沽河西务,负责接运南来的粮食物资；一为京畿都漕运司,负责将粮食从直沽转运大都。元代海运线路前后开辟三条，最便捷的一条,与今天从上海到天津的航线近似,“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海运的开通是划时代的大事,对于贸易的扩张、大都的繁荣、官民造船业的发展和航海技术的提升,都有重大的意义。
元代驿站(站赤)的规模也超越前代。以大都为中心的驿道,东连高丽、东北至奴儿干,北达吉利吉思,西通伊利、钦察汗国,南接安南、缅国。中央设诸站都统领使,隶属兵部,总管全国驿站。至元十三年( 1276),又立“通政院”专掌驿站事务。驿站外还设专事传递朝廷和地方有司文书的急递铺。
元代的大统一和交通发达,无疑为全国的物资交流、商业贸易的展开提供了极为方便的条件。但是,在商业制度和市场体制方面,没有太大创新。元代商业的突出特点是,商业贸易成为蒙古贵族、官僚、色目商人、寺院等拥有政治特权的阶层和社会组织豪夺民利的工具。另外,大宗重要商品的贸易,如盐、铁、茶、酒、醋以至农具、竹木等等都由政府垄断专卖。民间商人的力量在此种环境中自然就不易成长。
不过,国内外商业贸易的发展,还是极大地促进了元代城市经济的繁荣。宋金时期的大城市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大都不仅是全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也是世界性的贸易都会,“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杭州也仍是有数的大都会。一些历史悠久的南北工商业城市都继续有所发展。重要的是,随着交通运输业、手工业和贸易的发达,出现了一批新兴城镇。如太仓是随海运的勃兴而出现的城市。随着运河的全面开通,两岸出现了淮安、济宁、东昌、临清、长芦、直沽等繁华城镇。松江、景德镇、湖州分别为棉纺织业、陶瓷业和丝织业的专业市镇。上海、澉浦、庆元(宁波) 、温州、福州、泉州、潮州、广州等地则为外贸城市。
【理学的发展】元朝的征服使得汉族儒士失去了往日那种崇高的政治地位和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力,但是他们并没有失去文化创造与传承者的功能,他们的上层甚至保住了经济上的优越地位。因此,元代思想文化的演变仍然保持了中国思想文化嬗变的内在连续性和独特个性。理学在元代的北传，并取得正统地位即是这种连续性和独特个性的表现。
1．理学的北传
在金朝统治下,理学已在北方的局部地区流传。金章宗( 1189—1208年在位)时,信安人杜时升隐居嵩洛山中,以程学授徒,被视为在北方传播“伊洛之学”的第一人。1235年,蒙古军队攻陷湖北安陆,俘获理学家赵复，携之北上，延聘到燕京的太极书院中讲学,就学者达百余人，赵复的《伊洛发挥》也在此时刊行。之后，赵复又遍游河北、山东,宣讲程朱之学,将理学较为系统地介绍到北方。
2．学校制度与理学的普及
忽必烈信用儒士，重视学校建设。即位之前，他就在自己所管辖的汉地州县设立学校。即位后,又于诸“路”设提举学校官,管理本地学校事务。后来他又接受元代大儒许衡的建议，大力兴办教育事业，首先于大都设立了京师蒙古国子学,以许衡为集贤学士兼国子祭酒，主持其事。不久,正式建立国子监学,由许衡的高足耶律有尚任祭酒。许衡从赵复的弟子姚枢那里接受了理学的思想,因此在学制体系与教育思想上，都主要取法朱熹的思想。在他的推动下，理学日渐成为元代的官学。
除了自中央国子监到地方郡县系统的官学外,书院在元代也官学化了。元代地方有自由建学的权力,书院的数量远远超过前代,而分布的地域也及于漠北、云南等边陲少数民族地区。书院的“山长”由政府任命,自京学到州县学以及书院的学生,经守令的荐举和台宪官的考核,合格者可出任教官或做吏员。虽然通过这一仕途不能做到省台的要员,但在科举停罢的年月,仍然给读孔孟之书,更准确地说,给读程朱之书的士人一条出路。
书院的发展也为理学家们提供了一个宣讲奥义的舞台，并使朱熹的理学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普及。宋室南渡后,理学中心随之南移。浙江的金华人才辈出,号“小邹鲁”,金华朱学成为理学的嫡传。但在南宋,金华朱学还只是一个地方性的学派。元统一后,金华学者到各地讲学,而各地学者也仰慕赴学,金华朱学遂得到广泛传播,以致“海内家蓄朱子之书,人习圣贤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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