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近代民用企业的出现
1、官督商办企业
洋务派在兴办军事工业和建立新式海陆军过程中深感财政困难，并且逐渐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富强不仅是船坚炮利的“长技”，更主要是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所以，从70年代始洋务派在继续“求强”的同时，又兴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从70年代到90年代，共创办了民用企业20多个，除少数采用官办或官商合办外，大都采取官督商办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官督商办企业有：
轮船招商局。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成立。这是洋务派兴办的规模最大的民用企业，最初由官款筹办，后经营不善，半年后转向商办，但总局或分局推举或更换商总和商董须“禀请大宪”，体现了官督商办的特色。但中法战争后，该招商局规定“专派大员一人认真督办，用人理财悉听调度”，商办色彩大为减弱。
开平矿务局。1878年在唐山开办。该局“虽系官督商办”，但采取商办企业经营方式。后因炼铁成本过高而停办铁矿，专营煤矿。其后又开办开平铁路、轮船运输煤矿。开平矿务局业务一度鼎盛，1892年后因管理不善，生产经营每况愈下。
电报总局。在军事活动中，洋务派认识到电报的重要性，经清政府批准，1880年在天津设立电报学堂，电报总局，为官办企业，两年后改为官督商办。1884年总局迁上海，此后电报事业发展遍及各重要城市。但因各头等官报的费用剧增，而赔累不已。后规定费用“众商报效”一半，一半按月核给经费或现款。
上海机器织布局。该织布局产品享有特别专利权和优待，如李鸿章奏准：“十年以内只准华商格办，不准另外设局”。产品的运销也免征厘税。自1890年投产以来利润颇高，后毁于火灾，重建之后设立10多个分厂。
近代的官督商办企业受到封建经济的束缚，又受到封建顽固势力对其使用近代机器工业和科学技术的阻挠和抵制，洋务派既是官督商办企业的创办者，又是其压制者，其种种干涉阻碍了企业的正常发展。另外，外国资本主义亦凭借其经济特权极力排挤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官督商办企业既要依靠洋务派“官”的支持扶植，又要依靠“商”的经济投资和经营管理。官督商办企业的建立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和打破“洋商”对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垄断、扼杀，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过也应看到它不可能摆脱封建官僚的控制和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依赖，在外国经济势力和洋务派的封建官僚势力双重制约之下，它们很难甚至不可能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法则获得自由发展和竞争力。这也就是洋务派经营民用企业二十多年，声势不小但收效不大的原因所在。
2、商办企业
官督商办企业创办时，中国还出现了商办企业，这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开始，它标志着中国社会经济发生重要变化。商办企业主要由官僚、地主、买办和商人投资产生的，也有部分是由旧式手工场作坊转化而来。从1868年至1894年商办企业有50多个，其中重要的有下列：
发昌机器厂。是铁匠作坊主方举赞于1869年在上海创办的，主要为外商船厂制造修配零件，兼营五金进口，是当时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企业规模最大的一家。
继昌隆机器丝厂。1872年由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广东南海设立，这是第一家丝厂，产丝精美，行销海外，该厂带动了附近地区丝织业的发展。
贻来牟机器磨坊。1878年由朱其昂在天津创立，用机器生产面粉，所生产的面粉“面色纯白，与用牛磨者迥不相同”，打破了传统手工业磨面的旧式生产方式。
公和永缫丝厂。1881年黄佐卿在上海设立，拥有丝车100部，后增至900部，此后上海缫丝业日益兴起。
同文书局。徐鸿复、徐润于1882年在上海设立，采用石印机翻印《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等重要古籍，后因资金积压过多，1898年停办。
火柴厂有1886年杨宗濂、吴懋鼎、周盛波在天津合资开办的“自来火柴公司”和1890年上海商人设立的燮昌火柴公司，两公司生产原料均购自国外，后者质量较差，仅销内地。
从19世纪6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20多年，中国近代商办企业发展进程慢，且投资规模小，技术落后，主要生产日用轻工业产品。中国的第一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受到享有种种特权的外国资本主义限制和打击，他们在产品销售、原料购买方面排挤和打击中国民族企业。不仅如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还受到封建势力的压制和摧残。1894年前，商办企业在设厂、经营产品销售方面因清政府没有正式承认而无法律保障，地方官吏随意敲诈勒索，或完全听令他们摆布。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下，为求得生存，不是乞求外国资本主义的庇护，就是寻求封建势力的奥援。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既有其社会历史的进步性，又有是先天的软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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