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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史学的特点 首先，古典人本史观的复归。中世纪的历史学家受基督神学的影响，他们持的是神本史观，认为历史本身是由上帝创造的，上帝已经为人类安排好结局，因而历史写作的目的只是为了证明人的行为符合上帝的安排。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史家们却复归了古典时期的人本史观，他们把锋芒指向了上帝在人间的—些具体代表，指向他们那些禁锢人性、排斥异端、强求—律的不合理学说和制度。过去那个全知全能、统辖—切的的上帝和上帝之子基督因此被架空为庙堂中的高远偶像，变成古典的宙斯和朱庇特，对人事只有十分有限干预能力!而原来小写的人却从上帝的羔羊、天生的罪人变为历史和现实的主体。宏扬人性，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情欲、人的道德、人的荣誉和功利重新成为历史著作的主题。在人本文观的指导下，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家突破了基督教文学划定的历史演进模式，提出西方历史三个阶段，即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划分的新方法，于是人文主义史家成为“古代”、“中世纪”、“近代”三阶段历史划分的创始者，这一划分后来在史学中得到了有力的确认。 其次，历史研究队伍的世俗化。由于基督神学观念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中世纪从事历史写作的基本上是教堂的教士和寺院的僧侣。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由于长期思想控制放松之后释放出的人的活力，以及开明君主和教皇奖掖学术、附庸风雅的政策，大学教育的发展，社会造成一种成名成家的气氛，追求知识、追求高雅、追求不朽、追求大写的人的价值成为时代的学风，因此文艺复兴时期史家的组成不再是教士和神父了。大批史家是凡夫份子，多数依附于王公贵族，与古典史家有相似的从政从军的人生经验，有些人还是时代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甚至有些是民间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具有多方面的才能，高度的文化修养。一个史家，同时又可能是很有造诣的文学艺术家、哲学家、伦理学家、古物学家、科学家。历史撰述和研究的这种世俗化、平民化为历史学未来的专业化奠定厂最初的基础。
第四，历史写作形式呈多样化。中世纪史书的体例单调乏味，基本上是简明的编年史、年代记，内容最多的是缺乏生气的圣史，即教会史、圣传之类。在文艺复兴时期，由于城市共和国的独立，个人成名成家意识和历史意识的增强，历史编撰队伍的扩大，文艺复兴时期史学的题材相当丰富多彩，风格千姿百态。其史作大体包括这样几种类型：按编年顺序叙述的国别和世界通史，断代史，传记，专史，对古典作品的评注，古物研究与鉴赏，史学理论、尤其是有关史学任务的研究。在各种史作形式中，最通行的是地方编年史。城市共和国基于实行独立自主的内外政策、提高市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对本国、本地区的历史都格外关切。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那波里等国均有自己城市的编年史，为“佛罗伦萨人”、“威尼斯人”、“米兰人”群体树碑立传。此外，英国、法国、德国、波兰等东西欧国家也有类似的编年史问世。表面上看，它们与基督教编年变相似，并且利用了基督教文书提供的史料。然而就它们的叙述风格、内容以及提出的任务而言则与基督教文学相去甚远。 最后，民族史学的初步形成。文艺复兴运动所开创的是一种与中世纪迥不相侔的世俗文化，与中世纪的大一统的基督教世界相比较，世俗的文化的上要特征既是地方的、民族的，也是现世的、实际的。人文主义史学最早在意大列出现，而最早的人文主义史学也首先是意大利的，即民族的历史，但当时的意人利人还没有很强的民族观念。而1499年以后，意大利外患内乱接踵而至，增强了人们民族观念，许多历史学家开始用一种救国安邦的心情来研究历史，以求经世致用，摆脱当时分崩离析、衰败孱弱的处境。马基雅维里的《佛罗伦萨史》及是最突出的代表。如果说在意大利本土，人文主义史学的民族特征有着一个发展的过程，在欧洲其他国家，人文主义史学的兴起似乎在一开始便具有了民族史学面貌。从14到16世纪，法国、英国和德意志都出现了一些记述本土历史的著作，其共同特征是逐渐运用本土文字，突出本土文化的悠久，追溯自己民族的成长渊源。以法国为例，在法国的民族史的著述中，比较显著的是他们对罗马法的整理和理解。不少法国学者以正统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自居，认为罗马法遭到了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527—565年)的歪曲，因此必须恢复其原有的“纯粹”形式。法国学者对罗马法律的研究，有助于他门的历史研究，因为要想认识罗马法律的原来面貌，必须懂得语言和历史的变迁。在法国学者研究法律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法国史的著作。盖冈的著作《法兰克的起源和事业纪要》是比较出色且，颇具影响的—部。在其中，盖冈开始对法国人的德意志血统表示了怀疑，表现了民族的意识。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各地区或民族的历史，体现了一种逐渐形成中的民族主义意识，与近代国家的形成相伴随。民族史的写作以后也成了近代西方史学一个很重要研究领域。 总之，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在西方史学的发展进程中，起着一个转折枢纽的作用，标志着西方近代史学的开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史家们就像一个身穿古装、肩负重担的青年，艰难而又坚定地摸索和开辟着一条崭新的道路，他们对历史过程本身的解释分期，以及他们对历史编撰形式的探索，都结后人以很大启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