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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史学 弗朗索瓦一世 法王查理八世     法国是阿尔卑斯山脉以北反应意大利文艺复兴影响的第一个国家。这很自然，地理位置接近使法国与意大利有着天然的联系，另外中世纪法国政权在意大利的各种作为也表现出两地的紧密联系。毋庸置疑，最早从意大利文艺复兴获益的理应是法国。文艺复兴运动掀起不久，法王查理五世(1364—1380年)便随着复古的浪潮引进了一些古典艺术作品和典籍，对人文主义文化打开了一扇小门。进入15世纪，人文主义文学艺术的繁盛引起许多法国美术家到意大利求学。法王查理八世(1483一1498年)对意大利进行掠夺战争不自觉地起了这种文化交流的催化剂的作用。 在占领意大利期间，法王及其后继人欣赏意大利的新文化，特别是弗朗索瓦一世（1494-1547）在位时期。他们邀请一些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到王宫中任职，把古典作品翻译成法文，其中包括不少历史著作，如修昔底德、色诺芬、狄奥多洛斯的作品。法国贵族从此直接接触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伟大成果，他们不仅请进来，也走出去，把子弟送往意大利留学，接受人文主义的新型教育，再把新思维、新方法、新书本、新知识带回本土，促进了法国文艺复兴的传播。人文主义史学因此也随新文化的传播而发展起来。可以说法国最初的历史写作都是在意大利的人文主义精神指导下完成的。 康敏斯     法国第一位人文主义史家是康敏斯（Phlippe Commines，约1445-1509年），他曾任法王路易十一和查理八世的顾问，十五世纪末出使过意大利，经历富有戏剧性，这位他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素材。晚年撰写《回忆录》八卷，记述了1464年到1498年法国的历史事件。书中论证了统一的国家中央整权与强有力的王权对法国是十分必要的，尖锐地谴责了封建大贵族的分立主义的倾向。他以敏锐的眼力洞察同时代人的行为动机，根据事实进行逻辑推断，暗示自己的见解。他把绝对君主制的利益放在首位，肯定君主制对封建分立主义的斗争。他从贵族君主制立场出发，浓笔描绘了政务活动家的形象，尤其称颂路易十一。《回忆录》是政治史的经典之作，和后来问世的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并列为西欧君主们的必读书。此外，全书包含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初政治活动家的真实肖象，清晰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人物与事件，因而也成了路易十一当政时期主要的历史资料之一。 马基雅维利 马基雅维利的农庄     罗伯·盖冈（Robet Gaguin，1433-1501年），也是一位典型的人文主义史家，同时是一名牧师，生于亚多瓦，曾数度以牧师的身份充当路易十一和查理八世的使节。1495年，他出版了《法兰克人的起源和事业纪要》，从高卢一直写到1499年。他的古典拉丁风格和人文主义思想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和称赞，伊拉斯莫曾用“诚恳”和“博学”来形容这部著作。盖冈本人具有强烈的民族情绪，他的著作中充分表现了他的爱国主义激情和对法兰西功业和文化的自豪。     这一时期法国的人文主义史学家还有西塞尔（Seyssel，1450-1520年），著有《伟大的法兰西君主国》，其中对经济和政治进行了详细的记述。另外，还有大量的回忆录成了研究这个时代的重要资料，如路易十二时代的元帅道顿写的《回忆录》，十六世纪二十年代佛罗伦日元帅的《回忆录》，马丁·杜·培雷和他的兄弟基云的《回忆录》等等。所有这些，我们再也没有看到表现中世纪特征的条条框框，个人见解、个人情绪、对人的关心、对世俗生活的关心都浸透在每一部著作中。 法国胡格诺战争     1559年-1589年是法国的宗教战争时期。正当路德派在德意志与天主教会论战的时候，法国也进入了宗教冲突时期，胡格诺与天主教同样以历史为武器，为自己辩护，向对方攻击。 这个时期，“回忆录”仍然是法国史学的主流，这些回忆录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并不那么专业，但是它们的作者在写作的时候，大量的个人价值判断已经贯穿其中，与中世纪那枯燥、缺少个人色彩的教会史学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成为读者喜欢的写作方法。在这一环境的影响下，编年史也加入了作者对事件的解读。如帕尔马（Palma，1525-1610年）写有两部编年史，《九年编年史》和《七年编年史》，在《九年编年史》中，帕尔马不只是记载史事，附录重要文件，他还注重对重大事件进行解说，阐明某个政治党派或某一方面的情况的发展历程。尽管帕尔马缺少一种意识的评论，我还是有可能从他的解说中看出他的立场。     与天主教徒擅长回忆录和编年史相比，胡格诺们则在具有近代意义的历史写作方面具有重要的位置。他们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结合古典史学的优秀传统，把注意力从记述事实转移到了史实的本身，从孤立的事件上升到史实的一般联系，把简单的描述提到理论的高度。由此而形成了一种对待历史和史学的新认识和新态度，以及一系列建立新型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设想，为近代史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早在1561年，法国的法学家、史学家、加尔文教的信徒博杜安（Francois Baudouin，1520－1573）就出版了《世界史的结构》一书，这也许是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史学方法论著作。博杜安认为，历史有实用价值，因为它不仅要说明事件，而且应当解释事件的原因，描述其后果和影响；强调历史的真实性，在他看来，历史真相是可以了解的，真实性是“史学的首要法则”。博杜安还作出了“原始资料”和“间接资料”的区分，并制订了一系列鉴定史料的原则。他指出，史料的范围不应限于正规的记载，应包括重要人物的书简、法庭的证词、绘画、钱币、铭文、雕塑、法规、歌谣、史诗和教会年历等等，从而扩大了史料学的范围。 他还继承和发扬了波里比阿的世界史理论，通过对地理条件和历史之间关系的研究，认为世界历史应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来加以认识，注重历史在时空和内容上的普遍性和联系性。他指出，人类历史是一个整体，不仅在时间上是世界性的，而且在空间上也应是世界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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